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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武断更随了年龄而增长。他甚至写了一整部的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角色；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莎士比亚论》（一九○三）——写作这部书的动机是由于埃内斯特·格罗斯比的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与劳工阶级》的论文所引起的。
这种肯定真堪佩服！托尔斯泰不怀疑。他不肯讨论。他握有真理。他会和你说：“第九交响曲是一件分离人群的作品。”原文是：“第九交响曲不能联合一切人，只能联合一小部分，为它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分离着的。”
或：“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调与肖邦的Ｅ调夜曲，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出的十几件作品，——且也不过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排斥与蔑视，如对付分离人群的艺术一般。”
或：“我将证明莎士比亚简直不能称为一个第四流的作家。且在描写人性的一点上，他是完全无能的。〃不论世界上其他的人类都不赞同他的意见，可不能阻止他，正是相反！
“我的见解，”他高傲地写道，“是和欧洲一切对于莎士比亚的见解不同的。”
在他对于谎言的纠缠中，他到处感觉到有谎言；有一种愈是普遍地流行的思念，他愈要加以攻击；他不相信，他猜疑，如他说起莎士比亚的光荣的时候，说：“这是人类永远会感受的一种传染病式的影响。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妖术，追求方士炼丹之术都是的。人类只有在摆脱之后才能看到他们感染影响时的疯狂。因了报纸的发达，这些传染病更为猖獗。”——他还把“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这种传染病的最近的例子。他，这一切不公平的仇敌，一切被压迫者的防卫者，他讲起这大事件时竟带着一种轻蔑的淡漠之情。“这是一件常有的事情，从未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我不说普世的人，但即是法国军界也从未加以注意。”以后他又说：“大概要数年之后，人们才会从迷惘中醒悟，懂得他们全然不知德雷福斯究竟是有罪无罪，而每个人都有比这德雷福斯事件更重大更直接的事情须加注意。”（《莎士比亚论》）这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证明，他矫枉过正的态度把他对于谎言的痛恨与指斥“精神传染脖的本能，一直推到何等极端的地步。他自己亦知道，可无法克制。人类道德的背面，不可思议的盲目，使这个洞察心魂的明眼人，这个热情的唤引者，把《李尔王》当作“拙劣的作品”。把高傲的考狄利亚 A李尔王的女儿，一个模范的孝女当作“毫无个性的人物”。“《李尔王》是一出极坏、极潦草的戏剧，它只令人厌恶。”——《奥赛罗》比较博得托尔斯泰的好感，无疑是因为它和他那时代关于婚姻和嫉妒的见解相合之故。“它固然是莎士比亚最不恶劣的作品，但亦只是一组夸大的言语的联合罢了。”哈姆莱特这人物毫无性格可言：“这是作者的一架留声器，它机械地缕述作者的思想。”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特罗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他只是为了它们的“拙劣”而提及他认为莎士比亚的惟一的自然的人物，是福斯塔夫，“正因为在此，莎士比亚的冷酷与讥讽的言语和剧中人的虚荣、矫伪、堕落的性格相合之故。”可是托尔斯泰并不永远这么思想。在一八六○——一八七○年间，他很高兴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其在他想编一部关于彼得一世的史剧的时代。在一八六九年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即把哈姆莱特作为他的模范与指导。他在提及他刚好完成的工作《战争与和平》之后，他说：“哈姆莱特与我将来的工作，这是小说家的诗意用于描绘性格。”
但也得承认他很明白地看到莎士比亚的若干缺点，为我们不能真诚地说出的；例如，诗句的雕琢，笼统地应用于一切人物的热情的倾诉，英雄主义，单纯质朴。我完全懂得，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故他对于文人中最有天才的人的艺术，自然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为何要耗费时间去讲人家所不能懂得的事物？而且批判对于你完全不相干的世界又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批判中去探寻那些外国文学的门径，那么这些批判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要在其中探寻托尔斯泰的艺术宝钥，那么，它的价值是无可估计的。我们不能向一个创造的天才要求大公无私的批评。当瓦格纳、托尔斯泰在谈起贝多芬与莎士比亚时，他们所谈的并非是贝多芬与莎士比亚，而是他们自身；他们在发表自己的理想。他们简直不试着骗我们。批判莎士比亚时，托尔斯泰并不使自己成为“客观”。他正责备莎士比亚的客观的艺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无人格性的艺术的大师，对于那些德国批评家，在歌德之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艺术应当是客观的，即是应当在一切道德价值之外去表现故事，——这是否定以宗教为目的的艺术”这种理论的人，似乎还轻蔑得不够。
因此托尔斯泰是站在信仰的高峰宣布他的艺术批判，在他的批评中，不必寻觅任何个人的成见。他并不把自己作为一种模范；他对于自己的作品和对于别人的作品同样毫无怜惜。他把他的幻想之作亦列入“坏的艺术”中。（见《艺术论》）——他在批斥现代艺术时，也不把他自己所作的戏剧作为例外，他批评道“缺少未来戏剧所应作为基础的宗教观念。”那么，他愿望什么，他所提议的宗教理想对于艺术又有什么价值？
这理想是美妙的。“宗教艺术”这名辞，在含义的广博上容易令人误会。其实，托尔斯泰并没限制艺术，而是把艺术扩大了。艺术，他说，到处皆是。
“艺术渗透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所称为艺术的：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会，只是极微小的部分而已。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色各种的艺术表白，自儿童的游戏直至宗教仪式。艺术与言语是人类进步的两大机能。一是沟通心灵的，一是交换思想的。如果其中有一个误入歧途，社会便要发生病态。今日的艺术即已走入了歧途。”
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再不能谈起基督教诸国的一种艺术。各阶级是互相分离了。富人，享有特权者，僭越了艺术的专利权；他们依了自己的欢喜，立下艺术的水准。在远离穷人的时候，艺术变得贫弱了。
“不靠工作而生活的人所感到的种种情操，较之工作的人所感到的情操要狭隘得多。现代社会的情操可以概括为三：骄傲，肉感，生活的困倦。这三种情操及其分枝，差不多造成了富人阶级的全部艺术题材。”
它使世界腐化，使民众颓废。助长淫欲，它成为实现人类福利的最大障碍。而且它也没有真正的美，不自然，不真诚，——是一种造作的、肉的艺术。
在这些美学者的谎言与富人的消遣品前面，我们来建立起活的，人间的，联合人类，联合阶级，团结国家的艺术。过去便有光荣的榜样。
“我们所认为最崇高的艺术：永远为大多数的人类懂得并爱好的，创世纪的史诗，福音书的寓言，传说，童话，民间歌谣。”
最伟大的艺术是传达时代的宗教意识的作品。在此不要以为是一种教会的主义。”“每个社会有一种对于人生的宗教观：这是整个社会都向往的一种幸福的理想。”大家都有一种情操，不论感觉得明显些或暗晦些；若干前锋的人便明白确切地表现出来。
“永远有一种宗教意识。这是河床。”或更确切地说：“这是河流的方向。”
我们这时代的宗教意识，是对于由人类友爱造成的幸福的企望。只有为了这种结合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最崇高的艺术，是以爱的力量来直接完成这事业的艺术。但以愤激与轻蔑的手段攻击一切反博爱原则的事物，也是一种参加这事业的艺术。例如，狄更斯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雨果的《悲惨世界》，米勒的绘画。即是不达到这高峰的，一切以同情与真理来表现日常生活的艺术亦能促进人类的团结。例如《堂吉诃德》，与莫里哀的戏剧。当然，这最后一种艺术往往因为它的过于琐碎的写实主义与题材的贫弱而犯有错误，“如果我们把它和古代的模范，如《约瑟行述》来相比的时候”。过于真切的枝节会妨害作品，使它不能成为普遍的。
“现代作品常为写实主义所累，我们更应当指斥这艺术上狭隘的情调。”
这样，托尔斯泰毫无犹豫地批判他自己的天才的要素。对于他，把他自己整个的为了未来而牺牲，使他自己什么也不再存留，也是毫无关系的。
“未来的艺术定不会承继现在的艺术，它将建筑于别的基础之上。它将不复是一个阶级的所有物。艺术不是一种技艺，它是真实情操的表白。可是，艺术家惟有不孤独，惟有度着人类自然生活的时候，才能感到真实的情操。故凡受到人生的庇护的人，在创造上，是处于最坏的环境中。”
在将来，“将是一切有天职的人成为艺术家的”。“由于初级学校中便有音乐与绘画的课程和文法同时教授儿童”，使大家都有达到艺术活动的机会。而且，艺术更不用复杂的技巧，如现在这样，它将走上简洁、单纯、明白的路，这是古典的、健全的、荷马的艺术的要素。一八七三年，托尔斯泰写道：“你可以任意思想，但你作品中每个字，必须为一个把书籍从印刷所运出的推车夫也能懂得。在一种完全明白与质朴的文字中决不会写出坏的东西。”在这线条明净的艺术中表现这普遍的情操，将是何等的美妙！为了千万的人类去写一篇童话或一曲歌，画一幅像，比较写一部小说或交响曲重要而且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