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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恨我的直言和尖刻，你们也可以恨我的不宽恕和不谅解。但你们应该听到这些逆耳忠言，因为你们不仅是会卿卿我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更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五千年血脉的传承，更是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充满期望的双眸。
你们同龄人当中，也有让我深深感动的样板。一位二十岁的姑娘，感染了SARS，出院后的第一天，她想到是捐献自己富含抗体的血浆。深明大义的母亲支持了女儿的想法，一起问遍偌大的京城，哪里可以收下这宝贵的血浆。终于找到了接受血浆的机构，母女俩赶了去，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回家等消息。大病初愈之后的女儿，在北京城里颠簸了一天，晚上朦朦胧胧地睡下。半夜里，电话突然响了，通知女儿去捐献血浆……故事仅仅讲到这里，一切都还在我的预料之中，甚至也没有太多的惊讶和感动。我十七岁时，在藏北高原献过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后的一个细节，却让我久久激动那个女生听到捐血的消息后，高兴的一个跟头从床上蹦了起来，欢呼雀跃……
多么可爱的女孩啊！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高原上献血，可我做不到一个跟头跳起来欢呼。我会把救助他人当作义不容辞责任，可我不会发出由衷的欢笑。我可以懂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付出，却不知这更是相濡以沫的获得。当我捐出可以计量的鲜血，我不知能够收取无以估价的快乐。
这就是我这一代人和那女孩的不同。她更健康更自由更轻松更无拘无束，她更天然地知道爱己也爱他人。
因为有了这样的女孩，我们有理由对你们充满了更辽阔的期待。你们已经长大，你们必将成熟。下一次，不知将有什么样的灾变在等待着你们，当它莅临之时，我确信你们再不会跑了。历史包绕着你们。
PART 5青 烟
想去采访环卫工人的念头来的十分偶然。此次参加采访非典一线的作家团，每人需提交一份详尽的采访计划，在我，因为并非自己踊跃报名，只是接受任务，所以事先并无细致的准备，一时竟理不出头绪。我在电话里问作协的工作人员，别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计划？可否告知我以供参考？不知是出于保密还是其他原因，作协的同志答道，每个人关心的热点都不一样，您不必参考他人的，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写下来就是了。
于是挖空心思地想，并征求了我在那些日子里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人的意见。还要揣测其他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地点和人物，以求尽量地不重复。这样大致想到了以下几点。
我想采访国家疾病预防中心和北京疾病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也就是在广播中常常提到到〃CDC〃。理由吗，当然最直接SARS是传染病，CDC就相当于战争中的消息树，首当其冲。
我想采访采访一线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最好能深入到病房中，和患者亲自交谈。在写下这一条的时候，我很犹豫。作为一名作家，我知道这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但是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我真是不忍心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拽住他们的白袖子问短问长。而且我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前线那么紧张，病人生命危在旦夕，怎能容忍无干人等穿行其中。采访无论怎样重要，医院当以救死扶伤为首任。不过，要是有个万一呢？思想斗争了一番，还是心怀矛盾地写下非典一线。
我想采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成功地捕获了元凶SARS病毒，看到那个模样诡异的小精灵，好像也不甚凶恶的样子，戴着夏季女孩样的圆圈帽子，不料却在2003年的春季发起了险恶的进攻。我倒要看看它在电子显微镜下的真容，听听科学家们对于这场疾病发展趋势的预料。以我从前做过医生的经验，我总觉得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谁能预见病毒的转归？惟有科学家。另外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我在电视中看到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总觉略嫌简陋了，心里不踏实，有一究真相的好奇。
我还报上了外交部。有朋友听说后大不解，说SARS是咱们的内政，你采访外交部是何动机？
我说，北京是SARS疫区，SARS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我很想知道世界各国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除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看SARS，我也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我还想采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缘由显而易见，SARS至今还没有研究出一种特效的药物。
我还报了国家气象局。如果说，先前的一些项目大家还多少能有共鸣的话，这个动议，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在那些封闭的日子里，家成了我活动主要场所），他们说，你这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吗？
我说，我很仔细地读过微生物史，知道气候和生物有这多么密切的关系。比如某地流行一种奇怪的病症，医学家们反复研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请教了当地的萨满。萨满说，这种病，每隔几十年就会流行一次。在流行的前两年，必有滔天的大雨。记得当时看到这里，我疑窦丛生。尤其是对疾病爆发前两年有大雨的说法，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要说在病前几个月或是至多半年，还勉强说得通，这可倒好，一下子上溯了七百天，太夸张了吧？
幸好参与调查的科学家们不似我这般孤陋寡闻和武断，他们详细地分析了气候资料，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最终揭开了谜底。原来萨满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发病的地区是起伏的丘陵地带，生长着矮小的灌木，由于干旱，长势不是很好。如果某一年大雨，雨水漫上了丘陵，灌木得了水分的滋养，就会长的茂盛。茂盛的灌木在第二年就会多结果，丰富的果实就会使以这种果实为食物的某种老鼠大量繁殖。老鼠的数量多了，就会像人群聚居的地方迁徙，这样就把原来仅仅是在鼠类中流行的病毒，带给了人类。一条病毒的流行链就这样形成了。
怎么样？当然，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又补上一句：病毒不是你养的，也不是我养的，是大自然养育的。那么，我们去查查大自然的变化，有什么稀奇的呢？
……
还有一些医生和科学家的名字，也列在我的采访名单上，我在电视里目睹过他们的丰采，很想亲自听听他们对这场灾难的看法，是否还有一些更宝贵的念头有待披露。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我非常感谢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的同志们，他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使我的眼眶经常饱含泪水，使我的大脑不停地运转，使我的心在那些日子里不断地被感动。
但是，我没有要求采访SARS垃圾的处理者们。请原谅我，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如我们常常把餐馆修得富丽堂皇，却潦草马虎地对待厕所。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这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环节。 h t t p ： // h i。 bai du /云 深 无 迹
那天我赶往北京市委宣传部听汇报材料。听到石景山区委的同志介绍垃圾处理场的情况，我的心陡地一动。通过之前若干天的采访，我已知道这病的传布是怎样危险，有最新的研究证明，SARS病毒在人的尿液中能够生存十天以上。想想吧，如果SARS的垃圾处理不当，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浩劫。无论前面的环节怎样完美，那罪恶的源泉尚在，成千上万的人的安全就没有保障。
想到这里，我马上对石景山区委的同志表示，很想访问他们的特殊垃圾处理场。该同志很热情，说我会安排。那时非典的疫情还远未结束，大家都很忙，繁文缛节一概取消。他汇报完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会场。我相信他是一位说话算话的人，但急迫的心情让我一分钟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估计该同志的车已从会场回到了区委，我马上躲到走廊给他打电话，说您答应了安排我采访，不知进行的怎样了？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深深地不安，这近乎强人所难。大家都日理万机地忙，哪能就这样立等可取呢！但是他很热情地回答我，说正在和垃圾处理场联系，有了具体的消息就立即告诉我。我穷追不舍道，那我今天下午就去如何？
我听出他的迟疑，说环卫局的领导还有其他的工作，我说，不需要人陪同，只要有辆车，把我送到垃圾场就行了。
当天下午2点，我如愿以偿，进入了北京石景山区特殊垃圾处理场。
它坐落在永定河畔，相当荒凉。这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做〃南大荒〃。我说和北大荒有什么关系吗？来接我的同志笑了，说，有。我忙问，什么关系？他答道：荒凉。
这是一片十分简陋的临时建筑，第一眼看到它，先是震惊后是辛酸。和我的想像相差太远了。
后来我怀疑是自己的孤陋寡闻导致想像和现实的严重脱节，就不止一次问过他人，你们想像中的非典垃圾处理场是什么样的？大家说，哦，应该有一条金属般清洁和闪亮的传送带，类乎机场运送行李的设施或是屠宰场的流水线。一方方非典垃圾，密封如邮政快件，整齐划一徐徐渐进。高大的厂房中，机器人最起码也是长臂的机械手，有节奏地把垃圾推入犹如太空梭般的垃圾焚烧炉。电脑操纵着炉门悄然无声地紧密闭合，炉火燃烧起来。在我们看不到的深处，非典垃圾有条不紊地化成灰烬……于是我心稍安，看来不单是我一个人脱离了国情，被好莱坞大片所蛊惑。要不就是我们太一厢情愿的期望太过美好了。
一个精干的年轻人向我走来，自我介绍说他叫张华，是这里焚烧非典垃圾的总指挥。一是他的年龄，二是他的干练，三是〃非典垃圾〃〃焚烧〃和〃总指挥〃这几个词的搭配，顿时让我肃然起敬。
我说，我可以看看它们吗？张华问：什么？
我说，非典垃圾。
张华说，你没有防护，当然不能看到它们，它们被严密封闭着，万无一失。我们装备有闭路电视设备，监视着库房。你可以看看。
这套设备都是在张华临危受命之后紧张安装起来的，于是我在电视画面上看到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非典垃圾。它们装在三层密封的塑料袋里，被专用的整理箱紧紧扣住，整齐地码放着，好像平平常常的货物。
它们是流动的，每日深夜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
袋子里有天使褪下的一次性羽衣，有恶魔撕下的麟甲毒爪，有病患者的粪便和眼泪，有亡故者的痰液和鲜血……塑料袋斑斓杂糅触目惊心，好像吃饱之后盘屈的蟒蛇它们是来自北京各收治非典定点医院的医疗垃圾。
袋子里还有儿童换下的乳牙，有老翁搔短的白发，有喝过的中药残渣，有尘土菜屑和苍蝇老鼠的尸身……它们膨胀着发酵着是来自北京诸多被隔离观察的市民家庭的生活垃圾。
袋子源源不断地涌来，每天高达数吨。如果我们有一架超大型的显微镜，能透过层层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