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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4。
① 褚华：《木棉谱》。
②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③ 褚华：《木棉谱》。
④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⑤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
⑥ 民国《吴县志》卷52，引乾隆《元和县志》。
之内；而字号店商人却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他们和踹匠染工之间雇佣关系的确立，就标志着这一部分商业资本已经实现了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江浙地区丝绸交易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摆脱牙行控制的曲折过程。以秀水濮院为例，开初，收丝有乡丝行，收绸有绸行。绸行又分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名目，“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①。后来外地商人也陆续在产地设庄，自行采办。两者的区别是：“盖昔时京省客帮到镇买货，绸行系代客买卖，今之绸庄则坐庆收货，而销售于他省，性质不同也”②。不过，绸行的衰落，只改变了商品收购的传统格局，但在个体生产和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人仅仅依靠零敲碎打的方式，那就很难保证大宗商品的迅速运转。因此，在组织货源的问题上，他们还必须另外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门路。于是，从纺织业自身的特点出发，由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提供原料，换回成品，就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濮院之“业绸者虽不业丝，亦必购买新丝以贷于机户，而收其绸，谓之折丝”③。花布行以花易布，多是生产者织成以后，持以易花，双方联系比较松弛；但丝绸生产工艺比棉布精细，专业化的程度更高，因而上述这种交换形式在丝绸行业中推行得更彻底。民国《吴县志》据采访册的资料记载，当地专营纱缎业的账房，其“开设年期有远至二百余年者”。“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谓之机户”①。机户直接向账房领织，谓之代料，它和上文的折丝，名异实同。这些机户的大多数仍属于分散的个体生产，但他们和账房的联系是固定的，他们既不购买原料，又不出售产品，而是通过某种交换形式直接向同一个账房主人提供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账房和字号同样体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只是两者所采用的方法稍有差异罢了。
总之，清代的商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主要指商人利用收购商品，侵入生产过程，不包括商人直接向某些生产部门的投资），导致商人支配生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之一。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商业以市场为依托，市场以城市为中心，可是商人土生土长，和城市没有先天的血缘关系。民间俗谚：“无徽不成镇”；然而就在徽州这个地方，其民“世治则出而贸易，世乱则归家。家各有田，多者数十亩，少亦数亩”②。商人一边从农村游离出去，一边又把自己的“根”扎在农村的土地上，这种亦农亦商，农商相杂①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② 民国《濮院志》卷14。
③ 同上。
① 民国《吴县志》卷51。
②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1。
的双重格局正好反映了转折时期商人阶层的矛盾处境，所以他们只能审时度势，徘徊于城乡之间。由此看来，直到清代中叶为止，商人支配生产的事例还仅仅发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就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
第二节天下四大镇四大镇的发展和繁荣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发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乾隆十五年（1750），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超过一百万两①。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发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②，所制产品发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③。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发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①。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②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③。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④。当时① 参见《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4 期。② 《嘉庆二十二年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
③ 据乾隆六年《花盆行历例工价列》记载的产品有336 种，花盆行仅是石湾二十余行之一，所以估计整个石湾陶瓷产品至少在千种以上。
① 佛山市档案馆编：《佛山史料汇编》二，页234。
②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
③ 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景德镇的生产窑约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计有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二十三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十八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十六个户种。可见分工之细密。正所谓“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⑤。当时全镇官民窑每年总产值约在六百一十万两以上，其中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可见民窑产值之巨。
汉口在清初方兴，手工业基础不如佛山、景德。但嘉庆三年据包世臣言：汉口“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①。可见汉口制铁业的规模也不小。朱仙的制曲业、酿酒业、年画业、染纸业素称发达。创始于明代，著闻于清代的“西双泰”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销于河南各州县及安徽等地。清代朱仙全镇有年画店三百余家，年产年画三百余万张，行销各省。榨油业在清前期共有七十余家。此外，朱仙的“玉堂号”豆腐干，也是远近闻名的佐膳佳品。
二、商业的繁荣。
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清代佛山铁锅“贩于吴、越、荆、楚”，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乡民仰食于二业者甚众”②。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后，佛山铁锅也大量销往外洋。雍正年间，外国船只购买佛山铁锅，每船少者二千至四千斤，多者达二万斤③。石湾陶器则“通行二广”④，甚至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地⑤。丝织品也大量出口海外，为“东西二洋所贵”。康熙年间，佛山已成为外省商贾必至的贸易中心，市面之繁盛甚至超过广州。“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从进口方面来说，佛山则是一个巨大的发销中心。乾隆年间，佛山已是“商车洋客，百货交驰”。道光初年，佛山市面上的珍奇洋货充斥，有“玛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齐、木难、方诸、阳燧、鹤顶、龟筒、犀角、象鼻”等等①。同时，佛山还是广东最大的米粮贸易中心。佛山的米价也成为全省的标准价，即所谓“广东各以佛山镇报价为准”②。由此观之，从清初至鸦④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首，刘序。
⑤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陶埏”。
①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对》。
②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俗》。
③ 《雍正东华录》卷19《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折》。④ 范端昂：《粤中见闻》卷17 物部《瓦缸》。
⑤ 据美施丽姬《石湾陶器研究》记载：现有石湾陶器实物可考的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曼谷、阿拉伯半岛等地。
①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上》，郎廷枢《修灵应祠记》。
②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1《艺文》下，《佛山赋》。
片战争前，佛山镇的商务（不包括外贸），是执全省之牛耳的。
乾、嘉、道年间，“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③。外省商人云集佛山，在此建立了山陕会馆、莲峰会馆（福建纸商）、江西会馆、楚北会馆、楚南会馆等。佛山籍人会馆原是比比相望。据统计，道光以前佛山共有商业会馆二十五所，手工业会馆二十六所。全镇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④，铺户贸易和转运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
景德的瓷品在明代已有广阔的市场，清代进一步扩大。在国内，“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⑤，在国外，“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果品，皆夷所好”⑥。甚至法国、俄国的皇室也曾在景德镇订制瓷器⑦。景德镇也就成为商人云集之所。康熙年间，“豪商大贾咸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⑧。清代前期，景德镇有都昌、抚州、饶州、徽州、苏湖等会馆二十余个。
汉口“地当天下之中”，因此商业贸易也极其繁盛。乾隆《汉阳府志》载：“汉镇一镇耳，而九洲之货备至焉。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洲诸大名镇皆有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①清人刘献廷也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②汉口的商业，以淮盐、粮食、布匹、木材为大宗，故称“该镇盐、当、谷、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③。清代的汉口，是中南地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清代的汉口，也是米粮贸易的一大中心。当时从汉口出发的粮道有两条，一条从汉水运陕西。例如，雍正十一年有粮船一千五百只经陕西，每船载重三百至五百石，共约六十万石④。另一条顺长江把四川、湖南的米转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