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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太惊讶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当他走开后，快乐的泪水从我的眼中流下来，开始滑落下我的脸颊。那天我决定贡献我的一生鼓励年轻人了解他们真正的潜力。
（马龙·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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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学与教（之三）
信义、希望和爱
聪明人宁愿看到人们需要他而不是感谢他。
——格拉西安
在我14岁的时候，我被送往柴郡学院去读书。那是一所设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是专门为家庭有问题的男孩子设立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酗酒的母亲，她的狂纵拆散了我们的家庭。父母离异后，母亲一直是由我来照管，直到我在八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功课都不及格为止。最后，我的父亲和一位中学校长决定把我送进一所擅长体育而训练严格的寄宿学校（对于我酗酒的母亲也是一个理想的距离），他们认为也许这所学校能给我提供一个从高中毕业的机会。
在柴郡我的新生一年级的入学典礼上，最后一位讲话的是纪检总长——弗雷德·奥利尔，他过去在耶鲁大学时曾是一名泛美橄榄球运动员。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长着双重下颚和粗壮的脖子，看起来就如同耶鲁吉祥物：“叭儿狗”。当他移动他那庞大的身躯向前对着话筒讲话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绝对地静了下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位高年级学生悄声地对我说：“孩子，千万别让这个人看见你，不论是过马路还是在干别的，总之别让这个人知道你的存在。”
奥利尔先生那天夜里在学校大会上的讲话很简短，主要内容是：“不许！我再重复一遍，不许走出校园，不许吸烟，不许酗酒，不许同镇上的女孩子接触。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些规定，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另外，我个人还要踢你这头蠢驴！”正当我以为他已经结束了讲话的时候，他又以一种缓慢而低沉的语调讲：“如果你们有人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办公室的门随时都向你敞开着的。”这句话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随着学校里生活岁月的流逝，我母亲的酗酒也开始变得更加严重。她几乎不分昼夜地打电话到我的宿舍，用含糊不清的语句请求我退学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发誓她一定停止酗酒，而且我们可以到佛罗里达去旅游，诸如此类。我爱她，对我来说，拒绝她是很痛苦，她的每一个电话都搅得我心上下翻腾，我感到自己犯了罪，非常羞愧。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乱不安。
一天下午，在一年级的英语课堂上，我正在思考着前一天夜里母亲来过的电话，我的感情战胜了理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因此，我问课堂上的老师是否可以原谅，让我离开一会儿。
“出去干什么去？”老师问。
“去见奥利尔先生。”我回答。我的同班同学都愣住了，吃惊地看着我。
“彼得，你做错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帮你。”老师暗示我。
“不！我想现在就到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里去。”我说。当我离开课堂时，脑海里只有那句话：“我的门是敞开着的。”
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是在主体大厅的巨大门廊外，他办公室的门上装有一扇大玻璃，站在外面的人能够看到里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犯了严重错误，他就把他们推进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门，放下窗帘。你经常可以听到他在里面怒吼：“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你躲在消防站后面同另一个家伙以及镇上咖啡屋的女孩子吸烟了！”那个不幸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无论何时，他办公室的门外总会有一排人，学校里的男孩犯了各种各样的事儿，正夹着尾巴坐在那里。当我在队列中排好时，另一个男孩问我犯了什么错。
“什么错也没犯。”我说。
“你疯了吗？快离开这儿，现在！”他们向我喊道。但我想不出我还能去哪儿。
最后，轮到该我进去了。奥利尔先生的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这样，我就可以直视到了那严厉的双重下颚。我有些颤抖，感到自己很蠢。但我又疯狂地感到什么事或什么人已经把我推给了这个人——校园里最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的面前。我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吼叫着。
“在开学典礼上您说过如果有人有困难，您的门是敞开着的。”我结结巴巴地说。
“进来吧。”他说，同时向我指了指一把绿色的大扶手椅示意让我坐下，然后放下了门上的帘子，走到桌子后面，注视着我。
我抬起头来，开始讲述，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淌。“我的母亲是一个嗜酒者，她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她想让我停学回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到很惊恐，很害怕。请不要以为我疯了或者是个白痴。”
我把头埋得低低的，禁不住开始痛哭了起来。我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没听见这位高大的从前的运动员已静静地从他那张桌子后面走了出来。他转过桌子，站在了这个坐在绿色大椅子里哭泣的小男孩的旁边。
一个被上帝遗弃了的孩子处在黑暗、寒冷的角落。
接着，它发生了——由上帝通过人而创造出的众多奇迹中的一个发生了。奥利尔先生的宽大的乎掌轻轻地扰摩着我的肩膀，他的拇指停在了我的脖颈上。
我听到这个令人害怕的严厉的巨人温和地讲：“孩子，我理解你现在的感触。你瞧，我也是个嗜酒者。我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你和你的母亲，我将让我的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朋友今天就同她取得联系。”
刹那间，我感到片刻的清澈与宁静。我知道事情正在好转，而且我再也不用害怕了。当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遇上了上帝、基督和摩西，真诚、希望和爱对于我第一次变得真实了起来。校园里最令人恐惧的人变成了我秘密的朋友。我总是忠实地到他那里去报到，一周一次。午餐时，每次当我从他的桌旁经过，他总是朝我快速地瞟一眼并友好地眨几个眼睛。这个在校园里因严厉而让人恐惧的人竟然如此温和地、爱抚般地关照我，我的心在骄傲地翱翔。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他总会在那里。
（彼得·斯拜克）
（道恩·斯拜克和萨姆·道森协助）
牛仔鞋
如果不是为了分担彼此的愁苦，那我们活着还有何意义？
——乔治·艾略特
在本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的采矿业和制造业都很不景气。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我的家乡，成千上万的男人都走上街头去寻找工作。我的哥哥们就在他们中间。那时候，一家人虽不至于挨饿，却也无法饱食三餐。
因为我是一个大家庭里的许多小孩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的所有衣服都是从上面传下来的。长裤子被齐膝裁断，裁下来的裤腿被用作补丁或直接加在原裁剩下的裤子上。上衣可以被重复改制。但是鞋——关于鞋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鞋是彻底地贴着地面穿的，它们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磨损，只有在脚丫从皮革中拔出来的时候才被扔到了一边。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得到那双牛仔鞋之前，我穿的鞋两边都有裂口，松弛的鞋底前面张着口，走路时发出啪啪的声响，我从一个旧车胎上剪下两根带子，用它把脚趾与鞋底绑在一起，以防止鞋底掉下。
那时，我有一个姐姐，她和她丈夫迁往西部并在科罗拉多州安顿了下来。她总是尽她所能地给我们寄来一些她的旧衣服，以帮助我们渡过困难。
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又收到了一箱姐姐寄来的这类东西，家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箱子的周围。箱子的角上塞着一双鞋。那个时候，我还没见过那种样式的鞋，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鞋。母亲也不知道，开始努力地猜测。父亲也不懂，所有的孩子也都不懂。她们都同我一样认为这双鞋是我姐姐穿旧了不再穿的。
母亲低头看到了我那从破鞋中伸出来的脚趾头，就俯身把鞋从箱子里取了出来，递给了我。我把手抄在背后不要，环顾家里的人，我开始轻声地哭泣了起来。我的哥哥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嘲笑我或叫我爱哭的小孩，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件事在3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起来依旧是的人心痛。我母亲把我带到一边，告诉我她很抱歉，但的确没有别的鞋能让我穿，而且冬天已经来临了，我不得不穿它了。我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但没说什么，我最喜爱的哥哥迈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穿上了姐姐的鞋。这双鞋呈深褐色，鞋头很尖，跟部加高了。但穿起来感觉挺舒服。我泪眼蒙蒙地注视着鞋子，一个人轻轻地抽泣着。
第二天，我起床穿衣服去上学，我穿的非常慢，并把那双鞋放在最后。我感到我的眼泪又一次充盈了眼眶，但我努力没让它流出来。最后，我终于不得不去学校了，我有意走在了最后。在到达学校之前，我没碰上任何人，但走到校园时，蒂米·奥图尔正站在那里。他是我惟一的敌人，比我年长并高大，同我一起都在米勒小姐教的班级。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姐姐的那双鞋，然后抓住了我的胳膊大声叫嚷：“埃文穿着女孩鞋！埃文穿着女孩鞋！”我本应把他打倒在地的，但他比我要高大得多，也壮实得多。他不让我走，一直闹到有一大群小孩把我们围住了还不肯罢休。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但突然校长奥尔曼·韦伯走了过来。
“进来，”他喊，“最后一遍铃的时间到了。”我赶快摆脱了蒂米·奥图尔对我的折磨，跑进了教室。
我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眼睛望着下面，把脚缩到了凳子底下，但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蒂米，他继续烦扰着我，毫不停息。他每次来到我的桌子旁，总是手舞足蹈，叫我埃德娜，并对我姐姐的鞋做一些愚蠢的嘲弄。
在接近课间的时候，我们正在谈论西部的影响。米勒小姐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先行者出发到达堪萨斯、科罗拉多、得克萨斯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差不多正在这时，奥尔曼·韦伯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但他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倾听着。
在那天早晨以前，我同所有的其他同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非常不喜欢奥尔曼·韦伯，他被想象成非常刻薄、脾气暴躁，还偏袒女孩。
他站在教室的门内。也许除米勒小姐之外，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奥尔曼·韦伯过去曾一度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大牧场上生活过。米勒小姐转过身，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讨论。令我们十分惊奇的是他竟然愿意。只是他没有向我们讲述那些通常意义上的事情，他开始谈论关于一个牛仔的生活以及印第安人，诸如此类的事。他甚至还唱了两首牛仔歌曲。就这样持续了有四十多分钟。
接近中午大约是该我们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奥尔曼·韦伯走到了我坐位旁的通道上，依旧讲着话。突然，他停在了我的桌子旁边，不再说话了。我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意识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