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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壬寅（初二），前太子李承乾死于黔州，太宗为此不上早朝，以国公礼安葬。
＇19＇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19＇甲寅（十四日），太宗下诏令各路大军以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兵几路进攻高丽。
＇20＇初，上遣突厥俟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20＇起初，太宗派突厥俟利可汗北渡黄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担心自己部落叛归其原来的主子，内心十分不满，便在漠北埋伏下轻骑兵，想要袭击俟利。太宗派使者传文告诫，不得相互攻伐。真珠可汗答道：“大唐天子有命，怎么敢不遵从呢？然而突厥人反复无常，当年没有灭亡的时候，年年进犯唐朝，杀人成千上万。我认为大唐帝国打败他们，应当将他们全部降为奴隶，赐给唐朝百姓；却反而抚养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对他们的恩德太过分了，最后结社率还是反叛了。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用人的道理对待他们呢？我承荷大唐深厚的恩德，请求为大唐天子诛灭他们。”从此多次相互攻伐。
俟利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候利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俟利北渡黄河后，拥有十万民众，士兵四万人，俟利不能安抚统御，众人都不服从命令。戊午（十八日），众人都抛下俟利南渡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夏二州之间，太宗答应了他们。众位大臣都认为：“陛下刚刚派兵远征辽东，而又将突厥人安置在河南一带，离京师很近，怎么能不成为后患呢？望陛下留下来镇守洛阳，派遣各位将领东征高丽。”太宗说：“夷狄族也是人呐，其人情与中原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身为君主应该忧虑恩德不施及百姓，而不必对少数族人横加猜忌。勤施恩德，则四方民族可以使他们如同一家；多加猜忌，则亲骨肉也不免成为仇敌。隋炀帝暴虐不道，早已失去了民心，隋朝东征高丽，百姓们都断手足以逃避兵役，杨玄感率领运送粮食的士卒在黎阳造反，并非夷狄等族制造祸患。朕现今征伐高丽，都是征发愿意从军打仗的，召募十人得百人，召募百人得一千人，没有征召从军的，都满腹怨言，岂能与隋朝东征时百姓怨恨相比？突厥本是贫弱的民族，我大唐接收并养护他们，估计他们感恩戴德的想法刻骨铭心、深入骨髓，怎么肯成为祸患呢？而且突厥人与薛延陀欲望爱好大略相同，他们并没有北面投奔薛延陀而却南下归顺我们，可见其真情实意。”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注，记上我说的话：从今往后十五年，可保没有突厥的祸患。”俟利已经失去部众，便轻骑入京朝见，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十九年（乙巳、645）
十九年（乙巳，公元645年）
＇1＇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1＇春季，正月，韦挺犯有渎职罪，因事先没有巡视漕渠，运送大米的六百多条船只在卢思台旁边搁浅。他带上刑具被押送到洛阳；丁酉（二十八日），韦挺被除名罪官，由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他的职务。崔仁师也因此免官。
＇2＇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2＇沧州刺史席辩犯有贪污受贿罪，二月，庚子（初二），太宗诏令朝集使前往刑场观看，当众斩首。
＇3＇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3＇庚戌（十二日），太宗亲自统率各路大军从洛阳出发东征，任命特进萧为洛阳皇宫的留守。乙卯（十七日），太宗下诏：“朕从定州发兵后，便由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书言道：“陛下亲自征伐辽东，皇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两地内部空虚，恐怕会发生象杨玄感那样的变乱。而且高丽是个地处边陲的小国，不足以由皇上去辛苦操劳，希望陛下派一支部队征伐，指日可灭。”太宗不听从。任命尉迟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让他随行。
＇4＇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
＇4＇丁巳（十九日），太宗下诏追谥殷商的太师比干为忠烈，有关部门为比干修墓，春秋两季用猪羊祭祀，又命附近五户人家常年扫墓。
上之发京师也，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太宗离开京城时，命令房玄龄相机处理政务，不必再去上奏请示。有人到房玄龄留守处声称有密谋，玄龄问密谋人是谁，答道：“是你本人。”玄龄让驿传送到太宗的行宫。太宗听留守处有上表送来告密人，非常恼怒，让人手持长刀立于帐前，而后见到告密人，问他告谁，答道：“房玄龄。”太宗说：“果然不出所料。”喝令将告密人腰斩。又亲下玺书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称：“再有类似的事情，你可以独自处置。”
癸亥，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癸亥（二十五日），太宗到达邺县，亲自撰文祭奠魏太祖，评价道：“临危处理急变，料敌设置奇兵，作为一位将领智慧有余，作为帝王则才智不足。”
是月，李世军至幽州。
本月，李世的部队到达幽州。
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雠，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扰故也。”上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三月，丁丑（初八），太宗车驾到达定州。丁亥（十八日），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辽东本来就属于中原王朝的地域，隋朝四次派兵出征而不能取胜；如今朕亲自东征，是想要为中原人的子弟报其父兄之仇，为高丽百姓雪其国王被杀的耻辱。而且四方都已平定，只有这一块小地方没有平定，所以乘朕还没有衰老，用士大夫们的余力打败他们。朕从洛阳出发以来，只吃肉食，而一点不吃早春蔬菜，是担心因此而烦扰百姓。”太宗看见有病的士兵，便召到御榻前亲予慰问，让州县妥加治疗，士兵们都深受感动。有人没有被登入东征部队的名簿中，自愿以私人装备跟从军队，动辄一千多人，都说：“我们不求得到皇上的封爵赏赐，只愿为陛下效忠，战死在辽东。”太宗不应允。
上将发，太子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壬辰，车驾发定州，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命长孙无忌摄侍中，杨师道摄中书令。
太宗将要出发，太子一连哭泣几天，太宗说：“如今留下你镇守，加上俊彦贤才辅佐，正是想让天下人认识你的风度才能。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在于进贤才摒弃小人，赏赐善举惩罚恶行，大公无私，你应当努力做到这些，有什么好悲泣的？”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代行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一同执掌机要事务，辅佐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与太宗同行。壬辰（二十四日），车驾从定州出发，太宗亲自装备弓箭在马鞍后带上雨披。命长孙无忌暂行侍中职，杨师道暂代中书令。
李世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忧，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
李世部队从柳城出发，大张声势，假装要通过怀远镇，而秘密派部队北上直趋甬道，出其不意进攻高丽。夏季，四月，戊戌朔（初一），李世从通定渡过辽水，到达玄菟。高丽人大为惊骇，各城都关闭城门自守。壬寅（初五），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领兵数千人到达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带领十多个骑兵直压近城门，城中人惊恐不安，没有人敢出来应战。营州都督张俭率领胡族士兵做为前锋，渡过辽水，直趋建安城，大败高丽兵，斩首几千人。
＇5＇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又令更为士廉设案，士廉固辞。
＇5＇太子李治让高士廉与自己同坐一榻处理政事，又令人再为士廉设立书案，士廉执意辞退。
＇6＇丁未，车驾发幽州。上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上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闻严鼓声，曰：“文本殒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