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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在法国的巴黎，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年轻的周恩来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身旁站着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位是亭亭玉立，豆蔻年华的女性，一位是意气风发，气宇轩昂的男士。这位女士就是出生于天津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刘清扬。
1906年，天津爱国人民为了建立海军以巩固国防，发起一场群众性的爱国储金运动。在一次募捐大会上，讲演人的慷慨陈词，群众的踊跃捐献，激发了少年刘清扬的爱国热忱。她当场把身上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还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爱国心力，又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一个金戒指”的故事从此宣扬开来，传为佳话。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炬，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本人当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她们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和天津学联并肩战斗、相互支援，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对此，时报评论说：“以少数弱女子具精诚毅力，始终不渝，我中国可不亡矣！”＇25＇
1919年6月下旬，因《凡尔赛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于26日开会决定派刘清扬等十位代表进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她被捕。后在马骏的领导下取得斗争胜利。1919年9月与周恩来、马骏一起发起组织了“觉悟社”，之后，又与马骏赴上海发起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任会长。
1919年11月16日，“福州惨案”传来，在觉悟社领导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继逮捕各界请愿代表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四人后，又武力镇压请愿学生，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四名请愿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惨案”。事件发生后，刘清扬东奔西走，呼吁全国各界营救被捕代表。先是到南京，与南京学联组织发起万余学生示威游行。随后到上海呼吁，上海学联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声援，强烈要求天津当局释放被捕代表。紧接着出访南洋，向海外侨胞宣传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呼吁侨胞的同情和支援。后抵达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和槟榔屿三岛，开展募捐活动，掀起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潮，激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声援，斗争持续达半年之久，被捕代表终于在7月中旬全部获释。
刘清扬于1920年11月24日与蔡元培、张申府等一同赴法留学。1921年2月她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1921年，张申府、刘清扬等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在此期间，她与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国产党，随后与张申府结婚，成为一对革命伴侣。1922年3月，因受法国当局与中国领事馆的迫害，刘清扬和周恩来、张申府等人转至德国活动。1922年6月她又在巴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
（左起）赵光宸、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在柏林万赛湖。
1923年底，刘清扬回到天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三大”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刘清扬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参加大革命的斗争。1924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日报》在天津正式出版，刘清扬任总经理，邓颖超等人为编辑。《妇女日报》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她也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开拓者。
1924年4月中旬，刘清扬受李大钊的委派，南下上海、广州，进行全国妇女运动的联络组织工作，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1924年6月，刘清扬与李大钊一起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人士，3月26日发布通缉国共两党48人名单，第一名是李大钊，第二名就是刘清扬。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刘清扬和李大钊等人只得暂避于苏联大使馆。1927年1月，刘清扬接到中共中央妇女部通知，调她到武汉工作。到武汉后，先后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部妇女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部训练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妇女部部长等。“九·一八”事变后，刘清扬发起组织北平妇女界救国会，任主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她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
六、巾帼英烈郭隆真＇26＇视死如归
1909年，16岁的郭隆真，为了让本乡镇的女孩有上学的机会，在父亲的帮助下，在自家北院办起了元城县的一个女子小学堂，免费招收了二十多个女孩上学，郭隆真担任义务教员。1912年5月，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办学情况，发现了这所女子新学堂，对郭家妇女大加赞扬，并将这所学校迁往县城，更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郭隆真也被选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后，郭隆真召集女师各班积极分子邓颖超、张若名、郑季清等，研究如何团结天津妇女进行爱国活动的问题。在会上，郭隆真提出“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和组织妇女爱国团体的建议。1919年5月25日，在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发起下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推刘清扬为会长。
8月23日早晨，郭隆真和刘清扬等10人为代表，联合北京代表等15人，于清晨齐聚总统府前请愿被捕。但她毫不畏惧。被捕的25名中有4位是女性，在4位女性中她与刘清扬是回族，因当时的警察厅常朗斋处长是回民，便命令下属从他的厨房里做清真饭菜给她们吃，并以父辈的身份劝他们回家不再请愿游行，对常的善意她们不予置理，依然坚决抗拒斗争。后在全国人民声援和强烈要求下释放出狱。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维护国权，郭隆真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她曾三次被捕，但三次都临危不惧，表现了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一名少数民族青年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奋斗不渝的伟大情怀。
1920年11月，郭隆真、周恩来等190余人乘“波尔多斯”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虽然相继找到了可以糊口的工作，但生活却异常艰苦。郭隆真他们住的是简陋的房子，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可就在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不顾疲劳，利用晚上的时间逐字逐句地翻译《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寄回祖国，以便让更多人的掌握革命的思想武器。
1923年，经周恩来、尹宽同志介绍，郭隆真加入了“中国少年共党”，后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她结束了四年的勤工俭学生活，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3月，郭隆真离开苏联，回到祖国，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中，她先是从事妇女运动，主持创办妇女职业学校—— “缦云女校”。还负责主办《妇女钟》、《妇女之友》等杂志。《妇女之友》宣传妇女解放，抨击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被当局勒令停刊。郭隆真便不顾个人安危，用各种办法躲过敌人的检查，冒着生命危险，使《妇女之友》不断地出现在北京城内，直到大革命失败才被迫停刊。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同志遭敌人杀害。郭隆真知道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一天，她的女同学张挹芬来到“缦云女校”对她说：“情况很紧急，赶快转移”。郭隆真急忙通知别的同志马上走，自己留下销毁文件。党的机密保住了，但郭隆真被捕关进监狱。敌人用枪托、拳头、皮鞭，使劲地抽她、砸她。使她几次昏死过去。但郭隆真没有丝毫动摇。敌人既未查到证据，也未取得口供，强行判了她12年徒刑。以后奉系军阀被迫出关，经过一再大赦和减刑，最后经朋友设法保释，徒刑两年后，被提早开释。
郭隆真出狱后，在北京已举目无亲，相知的同志不是牺牲殉难，便是调离北京他去，所以她离开北京，去上海寻找组织关系。几经周折，终于遇见了邓颖超，这才与组织上接上了联系。很快她被派往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和省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省委书记刘少奇领导下，在哈尔滨、沈阳一带开展工人运动。“中华路事件”发生后，领导中东路工人的斗争成为党的主要任务，于是中共满洲省委派郭隆真到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作。郭隆真担任党支部书记， 1929年7月国民党与苏联签订了协定，大批裁减中国工人，换上从苏联逃来的白俄。郭隆真和工人们研究，组织了两个反裁工斗争的团体：一个是“失业工人复工团”；另一个是“失业工人后援会”，与反动当局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最后，三十六棚总厂失业工人全部复工。
由于郭隆真待人热情、性格豪爽，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工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大姐”。她帮工人们创办了《火车头》报，组织工人委员会。她出色的工作，得到同志们的敬佩和认可，刘少奇曾说：“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是大姐（郭隆真）”。
1930年秋，郭隆真被中央派到中共山东省委工作 ，化名郭林逸。当时山东省委连遭两次大的破坏，新省委刚成立不久。郭隆政被任命为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她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去青岛一些纱厂和大的烟草公司做女工工作和组织工作，很快就在纱厂、烟厂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1930 年底，她被暗探跟踪，不幸被捕。敌人确认她是“共党重要分子”，即移解到济南第一监狱。在敌人种种酷刑下，郭隆真毫无惧色、大义凛然，一句口供也没有。在敌人酷刑之下，她始终咬紧牙关，忍痛抗拒。她坚韧不拔、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令狱卒敬佩不已。
1931年4月5日拂晓，时年37岁的郭隆真被押赴刑场。一个全副武装的行刑队长走到她面前说：“现在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郭隆真果断而坚定地回答：“宁可牺牲，决不屈节”。昂起头大声说：“半年了，你们费了不少心机，你们想知道的，什么也没得到，可见你们是孬种，而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只凭着对党的一片诚心，就把你们一套套的阴谋诡计戳穿了，说明我胜利了，我引以为骄傲，真叫我笑煞你们这帮可怜虫”。行刑队长非常尴尬，气急败坏地发出了开枪的命令……
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开历史先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最早提出了“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张。1936年5月，党中央就制定了“回民自决”的方针，先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主席、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和《关于对回民工作的指示》。《宣言》主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