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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突出的贡献，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回回人也黑迭儿及其后裔长期董茶迭儿局，主持许多庞大的建筑工程；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及他们的后裔，长期主持回回炮等兵器制造。
回回工匠在制糖术方面也有贡献。我国早在三国时已能生产赤砂糖。白砂糖则一直依靠从大食等国进口。宋代大食人进口的物品中就有白砂糖。起源于西亚各国的白砂糖生产技术传入中国则始于元代。据马可·波罗云，时有来自西亚的制糖师在福建永春传授用木炭灰脱色制白砂糖的技术。后来到中国的伊本·白图泰也说：“中国出产大量蔗糖，其质量较之埃及蔗糖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白砂糖生产技术逐渐从泉州传播到各地，直到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仍称之为“西洋糖”。
二、明清时期的回族手工业
明清时期，回族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和规模的手工行业，如屠宰、皮毛加工、制药、制香、采矿、金属加工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
屠宰业
由于回族生活习俗的特殊需要，屠宰业成为回族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明代的北京宣武门外，以宰牛为业的回民就有上万人之多，后来这一直成为回民的传统行业。其中，“宣武门之西南，地势高耸，居教人数十家，称曰‘冈儿上’。居民多屠贩之流；教之仕宦者，率皆寓城内东西牌楼，号‘东西两边’，居两边者，视冈上为乡野”。
清代，随着宗教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屠宰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回族手工业中最发达、最具民族特性的行业。清代各地城乡从事屠宰业的回民随处可见。甘肃、宁夏的回民屠宰牛羊业形成于清代。云南“通省名都大镇多教门，食必以牛，其宰割以膳者，大都日数十”，云南昆明一地，屠宰羊只，“每日必封数百”。北京回民早在明末清初即以“屠牛为命”，仅牛税一项岁以数万计。顺治至康熙年间，北京牛街地区的回民屠宰业一度十分兴盛。所谓“冈人自明季以来，即应充肉商，迨至本朝（指清朝），商家……杀牛羊不可殚记”。嘉庆年间，黑龙江“回人卖牛肉，例课税司以火烙牛股，乃敢就屠，齐齐哈尔一牛纳银一钱，余城多寡不等”。
皮毛加工
皮毛和皮革加工、制烛、制骨和乳品加工等行业是由屠宰业派生出来的，在回族手工业中与屠宰业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回族皮毛和皮革加工业在清代异常发达，这主要表现在从业人员多，分布地域广，工艺技术高，产品种类齐，经营方式活等方面。
云南的昭通在明代是入黔进川要地，回民聚居东南冈，以擀毡做皮货为生计，直到清代依然如此。在云南“通县名都大镇”中，回族除了将牛皮、牛角和羊皮加工成牛羊皮衣、皮货、马鞍、缰绳、车具等各类日用百货外，还将牛羊乳汁制成乳扇、乳饼、醍醐、酪酥等乳品，供各族人民食用，昆明回族甚至将“其长养之羊，岁薙其毛，以为毡、罽、毯、毲”，昭通回族则多居住城中东南岗，“以造毡子、做皮货为生计”。
制革业是云南回族经营较多的一种工业，自清末以来，都是个体手工业者经营，“土硝”熟皮，用麻栗树皮、杉松树皮、泡皮，用稻草烟薰皮。生产本色皮、红皮、乳硝皮。钢如昆明金牛街，位于旧护城河边，背倚盘龙江，是著名的“臭皮街”。有几十家制革．业户，主要是回族。其中有名的回族熟皮业作坊有“永盛”、”全盛”和“义盛”等。生产的重革（牛皮）用于做鞋底和马鞍，轻革（羊皮）做羊皮筋。在熟皮业中，回族主要生产生杂、马笼头，大皮条、小皮条、羊线（弹棉花用）等。副产品为收皮渣熬胶。熟绵羊皮、山羊皮出口香港、南洋（由广东商人收购运销）。
中国北方回民集中的各城乡，如陕西王阁村、羌白镇，甘肃兰州，青海大通，宁夏石嘴山，河南孟县桑坡、光州（今横川）南湖，山东济宁以及京津等地都是清代回族皮毛和皮革加工行业发达的地区。如青海大通境内以家庭手工业形式从事毛织业的回族工匠就很多，当时曾流行着“良教乡的口袋匠多，桥尔沟的沙罐好”的说法。在河南孟县桑坡村，皮革和皮毛加工是当地回族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十分发达，参与此项行业者人数之多、技术力量之雄厚，都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拟的。据记载，“桑坡村几乎家家都从事皮毛生产，主要有加工羊皮、制作皮衣、车马鞍具、皮条、弹花弦等，运销上海、武汉和东北各地”，因此有“人知桑坡，而不知孟县”之说。
清代天津是回族制革业发达的另一个地区。1840年，天津回族穆成泰、穆成春兄弟创办了长元德喜寿花烛店，店址设在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的西头湾子驴市口大街，前店后厂，制作销售蜡烛。产品以羊油为原料，选料精、工艺细、斤两足，规格齐全，驰名远近。
制香
制香料业是和唐朝以来阿拉伯、波斯蕃客经营香料的传统相结合的。如北京的“香儿李家”，从入明以来，祖传制香有几百年的历史。宋末元明初福建泉州的蒲氏大家族在明初受到政治歧视迫害，其家族迁出泉州避居永春、德化等地，但是他们做香料生意却成为一种特殊职业世袭了下来。福建永春城关“蒲庆兰香室”自十三世世茂从泉州迁居来永春卓埔做香料为业，已经有八九代人了。在德化城有蒲姓“玉兰堂香室”，据说是从永春迁居而来，世代从事香料业。泉州法石乡世代种植香花为业。
制药
制药业是和回回医药学相结合的传统行业。回族人制药始于元代。由于进入中原的回回人精湛的制药技术，元世祖忽必烈曾于至元七年（1279年），设立“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后又分别在两都设立“回回药物院”。回回医生以专门治眼疾和怪病著称。明代又刊行了《回回药方》一书，采用波斯文和汉文互相对照的形式编辑而成。明朝孙继鲁之子在昆明开办了“万松草堂”药铺，一直传到近代，以秘制丸散膏丹而著名于世。其孙子孙光豫也精通医术，明末曾被授为太医院医判，后辞职在家潜心研究医药学。
明代著名回族诗人丁鹤年，不但善诗歌，“至于算数、导引、方药之说，亦靡不旁习”，他在宿留福建四明期间，“或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
陕西回回卖药的人不少。北京王回回膏药和马思远药锭都是从明代开始的。
采矿业
回族采矿业始于元代，盛于明清。许多地区回族采矿业都有所发展，其中云南因地处多山，矿产丰富，回族采矿业尤为发达。从文献记载来看，云南采矿在明代即已繁盛。据考证明代“云南先后开采的的银矿二十三所，铜矿十九所，铅矿四所，碌矿一所，锡矿则临安府蒙自县个旧村所产已经著名。其中以银矿最重要。”其中凡云南各地采矿业中都有回族人参与，因而有所谓“无矿不回”的说法。
清代回族采矿冶铸业发达，不仅全国各类采矿业中多有回族矿工参加劳动，而且许多回族实业家独立开办有矿厂，聚集回族劳力从事矿业生产。清初，特别是所谓“康、乾”盛世时期，云南的采矿、冶金业，重点是银、铜、锡业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并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如铜矿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常年开采的就有四十六个之多，铜产量曾数年达到了一千四百万斤以上，供应全国各地。当时，云铜产量在全国居首位，银产量亦如是。在这一需要相当人力和技术水平才能发展的采矿、冶炼工程的铜、银、铅、锌等矿厂中，有着大量的回族人参加，为数成千上万，规模可观。如大理府、云龙州百羊厂开挖铜矿，就是以回族人为主体。
云南回民在各厂矿中，既有家财万贯，资金雄厚舶“锅头”、“炉户”，又有掌握采冶技术的“攘头”、“炉头”，也有大量的矿工砂丁。据道光元年二（1821年），云南发生矿争事件的档案资料，可以查到不少有名有姓，有确切籍贯身份、年龄的回族人。如滇西顺宁（今风庆）字台厂铜矿、安南州（今双柏）的香树坡厂，寨子箐厂铜矿、丽江的回龙银矿、宁蒗县白牛厂铅锌矿、铜厂河铜矿、德钦县升平镇的马鹿厂银矿、中甸县全县厂银矿和安南金矿，特别是全省最大的两个银矿之一的永昌茂隆银矿中，都有大量的回民参加。《滇海虞衡志》曾这样评价道：“滇银矿盛时，内则昭通之乐马，外则永昌之茂隆，发出大货，故南中富足，且利及天下。”这其中就包含着对回族人民所做贡献的极大赞誉。
金属加工
明清时期，回族的金属加工业有较大发展，各地都有一些工匠从事铁、铜等金属的加工。加工铁器的叫铁匠。如云南回族铁匠就能生产为马帮服务的马掌马钉，制作为保护商队安全的土炮、火枪等武器；也有为矿山冶炼服务而生产的锤、钳、钎、风箱、起锤和链条等配套设备；日常生活中的锅、瓢、勺、铲、刀具等；还有为宗教生活需的沐浴用具如铁桶、铁罐之类。甘肃临夏的铁器加工也有所发展，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有肖姓回族人在河州城（今临夏市）南关谢家巷口设铺打铁，取名“福泰昌”，打制铁铲、马蹬、火筒等用品。各县都有铁匠作坊，生产镰刀、锄头、铧尖、铁锨等小农具及各种刀具。
加工铜器的称铜匠。如光绪年间江苏镇江回族杨星斋、杨伯山兄弟经营的涌兴裕铜锡器店，是一独造镇江铜、锡日用器皿和乐器的手工作坊，产品质量上乘，行销江淮流域。宁夏、甘肃等地回族中，铜匠也不少，主要制作洞灯、铜勺、铜锅、铜壶等生活用品。
三、初步发展的回族近代工业
清末以来，在回族传统的手工业基础上出现了回族近代工业，这是回族经济的一个重要成就，表明回族正在努力跟上近代化的步伐。进入民国以后，受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推动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回族中部分商人、手工业者和某些地主耆绅，将其商业资本、长期经营积累的钱财投资于近代工业，创建了一批新式工厂，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形成、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民国时期回族所经营的近代新式工业已遍及电力、火柴、纺织、制皂、面粉、制药、制茶、食品、制革、机械、采矿等轻重工业诸多门类。其中或规模较大，或影响较大的工业门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电力工业
1910年，开封回民富商魏子青（字步云）征得地方政府同意，于开封南关三里堡购地50亩，集资25万元，招收工人约200人，创办普临电灯公司。经过积极筹办，于1912年正式开业。当时电厂有一台100瓦的蒸汽机，不久又购买一台60瓦的蒸汽机，开足马力时可带16支光电灯一万盏。
1916年春，魏子青在郑州大同路创办“郑州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郑州普照电灯公司）”，投资12万元，魏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白德清任经理，负责日常工作。购置外国产75瓦立式蒸汽机一台，工人10余人。本拟于1916年6月发电，因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器未能按时运到，延至1917年才发电营业。1919年公司扩大规模，迁至郑州西关外金水河畔，工人增至三十人左右。
1917年由魏子青筹备，杨绍泉任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