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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米。另一件长2。22 米，宽0。82 米。席边皆用黄绢包缝，边宽0。20 米左右。
坐席之礼，有一定的规定。一般是多人同坐一席，唯尊者有专席。如《后汉书·张禹传》载：“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诏禹与三公绝席。”在坐次上，坐北面南最尊，这是帝王之礼，一般人则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为北向，而西向最卑。坐席的姿势，如同今日之双膝跪地。若伸腿向前，谓之“箕踞”，是为傲慢无礼。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制，较矮。战国时的大床，多绕以栏干。而秦汉时的床，一般无栏干。床上铺席。床除了用于睡眠外，也可当坐具。
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了“胡床”。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类似于现今的“马扎”。
官宦之家，也有坐榻的。榻是一种较床轻便的坐具。在河北望都汉墓中的壁画上，一主簿和一记吏各坐一榻，榻呈方形，铺有座垫。也有两人同坐一榻者。坐榻姿势同坐席，也是跪坐。
几案的使用很普遍。其用途有二，一是用来放置碗、盘等，近似于现今的饭桌。一是供书写用，类似今天的书桌。有木案、石案等，以木案为多，形状多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几案腿短，适应于秦汉人跪坐的姿势。用来照明的是灯烛。烛的使用较早，灯的使用大约始自战国。秦汉时的灯形式众多，制作精巧。现今可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槃灯、卮灯、三足炉灯、奁形灯、耳杯灯等。其质料有铜、铁、陶等几种。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其造型是宫女跽坐持灯，生动逼真。灯盘有双重直壁，插置两片弧形屏板为灯罩，灯盘可以转动，屏板可以开合，灯光照度与射光方向，均可调节。侧举的右臂和下垂作灯盖的右袖，既增加了美感，又可使灯盘内空气流通，导烟助燃。灯的各部分都可拆卸，便于清除烟垢。
香炉也是家庭常备之物，有陶制的，也有铜制的。据《西京杂记》载，有一个叫丁缓的人，制作了一具卧褥香炉，“为机环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他还制作了一具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怪兽。后者在汉墓中时有发现，是汉代香炉的代表作。
空中还备有唾壶，以盛痰污，有玉制、铜制和陶制等种类。朝廷多将其作为赐物，颁赐群臣。
装置物品的有簏、箧、笥等，都是竹制的箱子。
车马和船秦汉交通，陆行有车马，水航则舟船。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安车、立车十分坚固，都是重辋、复毂、两辖；又极其华丽，较（车箱）上有交错的金龙，衡（车辕头上的横木）上立着金鸟，轼（车前扶手的木栏）上画着伏虎；车上坚着高九仞、垂十二旒、画有日月升龙的大旗，驾六马，体现了皇帝的尊严。举行籍田仪式时，皇帝乘耕车，出征则乘戎车，而校猎则乘猎车。
妇女乘坐的车叫“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①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的軿车屏之以紫罽，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的軿车屏之以赤軿，贵人、公主、王妃则乘油画軿车，皆只有右騑”。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虎，轼上画鹿，青色盖，旗垂九旒，画降龙，左右騑，驾三马。公侯也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鹿，轼上画熊，黑丝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皆乘黑丝盖车，区别是：中二① 《释名·释车》。
千石、二千石朱两轮，千石、六百石朱左轮。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而三老、商人等则多乘小型、轻便、快速的轺车。“古之贵者，不乘牛车。”①汉承秦末战乱之后，经济残破，“将相或乘牛车”②。汉武帝实行削弱王国的政策，有的诸侯王穷困潦倒而乘牛车。然自此以后，牛车渐被重视，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此外，还有载尸柩的辒辌车，载衣物的辎车，载竹木的栈车，囚罪犯的槛车，服任时坐的柏（大）车，等等。
秦汉时的畜力车与现今的畜力车不同之处是：车前是轼，人从后面上车；车轮木制；车箱较小，一般只能乘坐一至三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独轮车，汉代叫“鹿车”。鹿车类似于现今的手推车，方便轻巧，大路、小道都能通行，可运物，也可载人。
马也是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驿传多用马，宾客相过也往往乘马。如汉武帝即位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③造船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桨、橹、帆、舵及锚等设备。汉代的战船——楼船是很有名的，以“楼船”命名的水军，是汉代的重要兵种之一。商船大者在五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
战国时发明的指南针，在秦汉时尚未用于航海，舟师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现象来测定航向和气候的变化。《汉书·艺文志》记有六种航海天文书，早已失传。
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仍较多地使用独木舟。
① 《晋书，舆服志》。
② 《史记·平准书》。
③ 《史记·平准书》。
第三节嫁娶和丧葬嫁娶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婚礼发生了变革。无媒而嫁、同姓而婚、同姓联姻，卜之不吉而犹通婚等违背传统婚礼的行为，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不乏其例。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统治者重整了婚礼。
周礼，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妻；女子十五而笄，笄而许嫁。秦人不以年龄而是以身高作为成丁与否的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合今1。50 米）、女子身高六尺二寸（合今1。40 米），即为成丁，始可嫁娶。汉承秦末战乱之后，人口锐减，“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①，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为增加人口，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 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②惠帝此诏，法定了年十五为女子的最高婚年。至于最低年限，则无条文规定。据《汉书·外戚传》载，上官安之女立为昭帝皇后时，“年甫六岁”。至于男子婚年，则无条文规定，有年十九而娶者，也有年八岁而娶者。总的看来，惠帝以后男女婚年普遍过小，因而带来了某些弊端。宣帝朝的博士谏大夫王吉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①秦汉时期，婚姻的决定权依旧操持在父母手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自由结合违背了卓王孙的意志，遭到极大的阻挠。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先由父母包办婚姻，后又被焦母拆散，两人被逼死。若父母的意见有分歧，则服从父意。如吕公欲嫁女吕雉与刘邦，吕雉母不同意，吕公斥之曰：“此非儿女子所知！”②最后按照吕公的意见把女儿嫁给了刘邦。若父已谢世，长兄便代行父权。刘兰芝被婆母赶回后，其兄要她改嫁县令之子，刘兰芝表示她的婚事要“适兄意”，不能“自任专”③。这是子从父、妇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婚姻上的反映。
在择偶标准上，汉人认为有五种女子不可娶：“丧妇之长女不娶，为其不受命也；世有恶疾不娶，弃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于人也；乱家女不娶，类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废人伦也。”④汉时谓此为“五禁”。除了“世有恶疾”一条外，其余四条都属于封建伦理道德。
在先秦之时，名位不同，婚姻礼仪亦异数。遭秦焚书后，先秦婚礼文献只有《仪礼·士昏礼》残存下来。吕后时，将《士昏礼》稍加变通，用之于皇帝。故在汉代，自皇帝至庶人的婚礼，皆由《士昏礼》变通而成。
按《士昏礼》，媒人受男方父母之托，到女方家中求婚，谓之“纳采”。秦汉时，为皇帝纳采者，有宗正、少府、尚书令等人。官僚或遣吏为子纳采，或躬自为之。在周代，宾主相见要执一定的礼物，叫作“贽”，实际上是“身①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② 《汉书·惠帝纪》。
① 《汉书·王吉传》。
② 《史记·高祖本纪》。
③ 《孔雀东南飞》。
④ 《后汉书·应奉传》注引《韩诗外传》。
份证”，用来识别贵贱。据《士昏礼》，士用雁。在秦汉，纳采无论尊卑，一律用雁。这时的雁已非身份地位之标志，其含义是顺乎阴阳，因为雁为候鸟，叶落南翔，冰泮北徂。此外还有璧、羊、酒等三十余种礼物，各有名堂，大意都是象征婚姻和谐美满。行纳采礼者，多是皇室和讲究礼仪的官宦之家，一般人户求婚大都比较简单，无繁文缛节。
按《士昏礼》，纳采之后，便问女之姓名生辰，谓之“问名”。男方占卜联姻是否吉利，叫“纳吉”。秦汉时期二礼犹存，然备典而已。
占亲之后，行纳聘之礼，因定婚约，古谓之“纳征”，秦汉称“聘礼”。汉高后制，聘皇后黄金二万斤。在汉初，这相当于两千个中等人户的资产。嗣后诸帝皆以为故事，唯王莽娶史氏，增聘金为三万斤。聘金之外，又有奴婢、车马、布帛等若干。如王莽除给史氏三万斤黄金作聘金外，“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①。官吏之家的聘礼也很丰厚，若以二、三万钱为之者，便被视乃为俭陋。贫无聘礼者，则假贷以聘。有的人家为骗取聘金，至“一女许数家”②。女方要为女儿置办嫁妆，也很丰厚，富者有奴婢、金钱等，贫者也有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之属。秦汉最重聘礼，婚姻具有明显的买卖性。官府屡下禁令，皆无成效；士大夫们也多加讥斥，然则沿而不改，以致造成“贫人不及，故不举子”①的惨景。
下聘礼后，选定吉日迎娶新娘，谓之“请期”。如平帝纳王莽女，“待吉日月”②。新郎亲往迎娶，谓之“亲迎”。秦汉皇帝不亲迎，遣大臣代迎。王莽纳史氏，曾亲迎至未央殿前殿两阶间。一般人均需亲迎。迎皇后用乘舆法驾，登车称警跸。王莽之制，自四辅至郎官，亲迎立轺并马。东汉之时，“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③水乡则有以船亲迎者。
女将行，家长致戒。如张负嫁孙女与陈平，临行，戒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④既行，家人送之。
迎至后，行同牢礼，饮合卺酒，及妇见公婆等礼。据《戊辰杂抄》载，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令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接之，云得果多得子多。此即后世“撒帐”之礼的渊源。
婚日，亲朋故友，上司下属，皆往贺，夫家具酒肉以飨之。婚宴上，宾客开杯畅饮，歌舞以乐，言行无忌，后世“闹房”之俗，汉时已有之，甚至闹出人命。如杜士娶妻，婚宴上，其友张妙恶作剧，“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