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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在最关键的时刻面对生命。许多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请求牧师或教士帮助。唯独痛楚扩音器有足够力量使这些人下跪，默想人生、死亡和意义的终极问题。正如邸立基讽刺地说：医院只有牧师，却没有鸡尾酒会的牧师。
我相信这是痛苦扩音器的价值。这个地球恒常发出“呻吟”，求救赎和复兴的呼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个信息，直到痛苦或死亡临到，迫使我们注意它。我不是说上帝因为痛楚扩音器的价值而容许人受苦。（我也不相信受苦带有特别信息——“你正是因这个行动的后果而受苦”――下一章会清楚解说。）但是，痛楚扩音器确实向所有人类宣布一个普遍的求救信息。
一位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多恩，发觉自己聆听到痛楚扩音器。他那忿怒的岳父令他辞掉工作，而从事一份律师职业又遭人反对。多恩无可奈何地转向教会，担任圣公会的牧师职。但当他在第一个教区任职一年后，他的妻子安妮死了，留给他七个孩子。几年后，即1623年，多恩身上出现疹子。医生诊断他染上了黑死病。
这个病一直没有好转过来，把他的力量消耗得几乎至死。（多恩的病证实是斑疹伤寒症，不是黑死病。）多恩患病期间，写了连串有关受苦的祈祷文，被列为有史以来对受苦这个主题最深刻的默想。他在床上写成他的书，没有使用笔记，并深信自己正面向死亡。
在《祈祷》一书中，多恩呼求上帝作工。当他回顾一生时，便觉得不合理。他一辈子浑浑噩噩地游荡，最后到了可以服事上帝的地步。但如今，正在这宝贵时刻，却有致命的病打击他。除了发烧、痛楚和死亡外，眼前没有任何事物出现。这种情况怎样解释？
疾病的意义是什么？多恩的著作提供了可能的答案。第一次冲击临到他的时候，睡房的窗户打开，教堂钟敲响了一阵阵悲哀的死亡宣告。一瞬间，多恩怀疑是否他的朋友知道他的情况比预期更严重，预先为他的死敲丧钟。但是，他快就意识到钟鸣显示一个邻人死于黑死病。
多恩就教堂钟的意义写下《默想十七》，这书是英国文学其中最出名的一段说话（“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吗；它是正为你而鸣。”）他领会到虽然丧钟的声音是纪念另一个人的死，但钟声却严厉地提醒每一个人他们花一辈子时间去忘记的事：人人必会死亡。
当一个人死亡，不是代表书的一章被撕下来，而是代表被翻译成更好的语言；而每一章都必须有，这样的翻译。上帝雇用了好几个翻译员：有按年龄翻译的文章，有按疾病翻译的文章，有按战争翻译的文章，有按正义翻译的文章。但上帝的手却在每一个翻译之中，他的手必装订我们所有散落的纸张，放在每一本书彼此对开的那个图书馆里…如此，这个钟呼唤我们所有的人；更何况是我，因为这个病带我接近死亡之门。
多恩早在鲁益师出现前三个世纪，使用另一句话表达相同的观念，不同于“痛楚——上帝的扩音器”：痛楚独特的力量就是打破正常人的防卫和每天的生活。他说：“我需要你的雷声，啊，我的上帝！你的音乐不会服侍你。”对他说，钟鸣变成预告他死亡的回音。对一个死人来说，钟鸣一个句点，表示生命结束。但对拥抱生命的多恩来说，钟是一个刺目的问号：他是否准备好迎见上帝？
那钟的鸣奏奇妙地扭转多恩奔驰着的思想。痛楚扩音器或雷声，使多恩重新检视人生，而他所看见的事物就好像一个启示。“我是一个见过痛苦的人”，他有一次带着自怜的口吻这样告诉他的会众。但如今，事件似乎清晰地表明，最剧烈的痛苦时期也是灵性成长的最好机会。患难把罪清洗和锻炼性格；贫穷教导他依靠上帝和洗涤贪欲；失败和公开的羞耻医治地属世的野心。一个清楚的模式出现：痛楚可以被转化，甚至被救赎。
继后，多恩的内心观察进一步使他反省此刻的处境。这个痛楚甚至可以被救赎吗？当然，疾病阻碍他多作善工，但他身体的软弱肯定不能抑制他属灵的成长。他有许多时间祈祷：钟鸣提醒他那个不幸的邻舍，和许多在伦敦正在受苦的人。他学会谦卑、信靠、感恩和信心。多恩将它变成游戏：他想象他的灵魂变得强壮，从床上起来，并在房间行走，虽然他的身体只是平躺青。
总之，多恩领悟到他的一生就算处于卧病在床的状态下，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将精力转向操练灵性：祈祷、认罪、写日记（后来被编成《祈祷》一书）。他不再集中思想自己，反而思想他人。
《祈祷》一书记录多恩对痛楚态度的地震式转变。他起初祈求痛楚得以挪开，最后他却祈求痛楚得赎，使他“得到痛苦教化”。这样的救赎可以采取神奇的治愈方式——他仍然希望如此——就算它不能这样做，上帝仍然可以取出一块熔化的金条，透过炼金者的受苦火炉而变成精金。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可以将我的苦难看作一种惩戒或一种怜悯，我得承认不知道怎样理解它。我应怎样理解这疾病呢？我没有结论，但死亡却是我的结局。假若疾病实在是一种惩戒，让我把它改变为及解释为一种怜悯。即使它看来像惩戒人，我只有在你要面死亡，才能证明你的怜悯，并透过那样的死与为我而死的人联合。
——多马《祈祷》
《时代》杂志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尤巴城的消息：在一个微热的日子，一对西班牙美籍夫妇坐在萨特坟场的土地上，手拉着手，麻木地凝视那装着他们十七岁儿子波比的铜棺，旁边围绕看一台哭泣的亲友。波比的六个同班同学将白色康乃馨置放在棺木上；波比的年轻侄女扑向棺木，间断地呜咽，大堆的人群中有几个人也在哭。波比的父亲无言地摇了两三次头，好像被人击打一样。然后，他木无表情地与妻子走向一列送葬轿车的第一部绿色轿车去。
同一个坟场上，罗斯博夫人大无泪地看看儿子下葬，他在十六岁生日那天死了。另一位死者帕梅拉穿看一条蓝白间条棉布裙，那是她母亲送给她的礼物；她度过十八岁生日后，第二天便死了。受害人也包括十八岁的孪生姊妹卡莲和沙莲，她们喜欢唱母亲所作的歌：“艳阳下醒来和微笑”、“以美国为荣”。葬礼过后，莎莲那部停泊在她住宅对面街道上、满布灰尘的福特牌旅行车的车窗挂上“出售”的牌子。
这是一万五千个市民哀悼其亲友逝世的情景。一架巴士载有本地中学的五十三个诗班成员，和领队埃斯塔布鲁克，当它转上出口的弯路，突然冲过七十二尺高的护轨，车身从二十一尺半高空冲落地下，车头看地，车身翻转，车轮仍在转动，而车顶压陷座位。
鲜血滴在四散的诗歌纸上。我听见有人在车头尖叫：“天啊”一个十六岁高中三年级学生凯尼恩这样说，而他的女友死在他的邻座。十八岁的诗班里高音主音马丁说：”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哭泣、呻吟和手脚四散。最后死伤人数是：二十九人死亡，和二十五人受伤。
这些男女生都一同完成中学三年级学习阶段。今年年初，他们曾一起演出《锦绣良缘》。毕业后仅三个星期，大多数人在上周六曾参加中学生舞会。现在，死者的朋友都精神恍惚地曳步走过尤巴城中学，不时哀伤地停下来，在校长室的窗户上阅读每天报道受伤者病况的告示。十八岁的学生会主席赫斯说：”我们大多数人首次经历挚友的死亡。
为何意外发生在尤巴城？
为何意外不发生在萨莱纳的沙林拿…或乔治亚州的克拉克斯顿…或新泽西州的里奇伍德？为何意外发生在中学的诗班身上？为何不是乐队，或辩论小组，或足球队？
这是一次平常、每天发生的交通意外——死亡人数可能比大部分的意外多，但却完全异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地震、巴基斯坦的水灾，或马尼拉渡船意外事件所造成的蹂躏。虽然如此，一件普通悲剧好像尤巴城巴土失事，足以把令人咆哮的问题浮现出来。
为何那二十九个少年要在公路上受到可怕的集体死亡？上帝是否要告诉他们一些什么？又是否要向他们的父母和朋友发出警告？如果你是允巴城中学的少年人，你不能逃避这些问题：如果你是车祸中的生还者，你余的生都会惊愕为何这么多朋友死亡，而你却存活。
上帝是否从天上下来，轻轻扭转校车的车轮，观看它们穿过公路的护轨？他是否在印第安纳州的地图上，用红笔画出一股龙卷风吹袭的准确路线？就在却处摧毁那间房屋，杀死那个六岁小孩，但要放过隔壁的那间房屋。上帝是否把地球设计成一个电动玩具，经常用潮浪、地震的震动和飓风作实验？上帝是否就这样奖励和惩罚我们——无助的受害人？
这样大胆地质问，听来是亵渎的事。但这些问题已长久萦绕在我心头，又像不可知论友人的利枪以不同形式刺我。怀疑上帝几乎是受苦经验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书架上有一本书名叫《病理》，综览世界各地一百三十九个部落团体，除了四个部落之外，所有部落都理解疾病是上帝（或众神祗）不赞成的记号。
痛楚有保护身体的价值，几乎人人都认同此理。受苦也有一些道德价值，揭露我们这些不免一死的受造物在一个呻吟的地球上的需要。至少大多数基督徒都采纳那个另外的看法，接纳上帝普遍地透过痛楚扩音器向人类说话。但是，痛楚却从来不会普遍地临到我们，而是特别地临到我们：神经和脊髓接合处突发的痛楚，或愁苦和悲哀的情绪疑云。
有一次，我看到电视访问一位好莱坞出名的艺人，她的爱人在洛杉矶附近的海港遇溺而死。警察的调查报告透露他是处于醉酒昏迷的状态下，在游艇上堕海。女艺人面向摄影机，漂亮的脸孔因悲伤而扭歪，并怪异地问：“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会容让这样的事发生”。
那个女艺人可能已有多月或多年没有想过上帝。但当她突然面对痛苦，就忿怒地严责上帝。对她和几乎对所有人来说，怀疑会很快和必定随着痛苦出现，有如一个反射动作。受苦使我们对上帝最基本的信念产生怀疑。当痛楚突然出现时，我就不能自制地怀疑：上帝透过发炎的喉咙，想告诉我什么呢？我朋友的死呢？他是否有一个特别的信息要给我？
一个宴会上，有一位同桌的客人谈及最近发生在南美洲的地震。“你知不知道基督徒死于地震的人数比例，远比非基督徒的低？”他很诚恳地说。我想知道不能生还的基督徒作过什么事，使他们要和配受祸害的外邦人一同抛进死门关？我也希奇他的话有少许自满，好像古罗马图形大戏场的计分员：基督徒得四分，古罗马斗士得三分。
我也想到偶然发生的悲剧，似乎都是针对基督徒：亚美尼亚大屠杀、涉及教会诗班的巴士车祸、忽现的洪水严毁坏科罗拉多州埃斯蒂斯帕克的学园传道会露营场地、托科阿瀑布圣经学院的一条堤坝断裂。相信上帝并不保证人可以防御悲剧。
相信上帝，也不保证人不会有怀疑和被出卖的感觉。事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