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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格尔告诉我：“尼采说，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人生为什么这样，他就能忍受折磨。但我在达乔这里学到一些更伟大的事，认识谁掌管我们的人生。他昔日怎样支持着我，他现今仍然支持着我”。
但他不常是这个样子。雷格尔在达乔度过了一个月后，就像威素一样，对一个慈爱的上帝放弃了所有盼望。从一个纳粹犯人的观点看来，反对上帝存在的理由似乎是太多了。然后，在1941年7月有些事情发生了，直接挑战他的疑惑。
每个囚犯每月只限收到一封信。当雷格尔刚好被监禁了一个月后，他最先收到从妻子寄来的信。在这封被检查员细心地剪成碎片的残信中，她畅谈家庭的情况，并向他确保她对他的爱。在信未，雷格尔的妻子写上：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
雷格尔偷运了一本圣经入监狱，他翻阅那段经文，得知那是彼得和约翰刚被释放出狱后所说的话。”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彼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进城里聚集，反对你所膏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
那个下午，雷格尔要接受盘问，这是集中营最可怕的经历。人会吩咐他说出宣信会以外其他基督徒的名字。如果他屈从，那些基督徒就会被捉拿，并可能遭杀害。但如果他拒绝合作，他就会被棒打，或受电极的虐待。他直接知道“地上的君王敌对主”的意思是什么，但除此以外，这些经文对他意义不大。上帝如何在这样的时候可能帮助他？
雷格尔被带到审讯室外面的等候处。他正在发抖。门打开了，一个传道人走出来，是雷格尔从未见过的。他没有望着雷格尔，也没有改变面上的表情，轻轻地走过雷格尔面前，将一些东西放进他的大衣袋里，然后离去。几秒钟后，守卫出现了，他们把雷格尔带进审讯室去。这次审讯进行顺利；那些问话是出人意外的容易回答，也不牵涉任何暴力。
当雷格尔返回营房时，他正在冒汗，纵然天气很寒冷。他深呼吸了几分钟，试著镇定自己，然后，他爬上用稻草铺成的床。突然间，他记起与另一个传道人奇异的相遇，就伸手入袋中，竟然拿出一个火柴盒。他想：啊，值是何等仁慈的表示，火柴在营房是无价的商品！然而，他在盒里却找不到火柴，只找到一张摺好的纸条。雷格尔打开纸条，他的心在胸膛上砰然跳动。纸上清楚地印上：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
对雷格尔来说，这是一个神迹。一个直接从上帝而来的信息。那个传道人不可能看过雷格尔妻子所写给他的信；他是一个陌生人。上帝是否安排这件事去证明他仍然活着，仍能赐力量给人，仍然配得人信任呢？从那个时刻开始，雷格尔就被转化了。这是一个小神迹，虽然神迹会过去，但却足够将雷格尔的信心紧牢在严状上，纵使他往后四年在达乔目睹无数残酷的行为，也不能摇动他的信心。”上帝并没有拯救我，减轻我的痛苦。他只简单地向我保证他是活着的，又知道我在这里。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成立了一间教会，有其他坚信的牧师和修士参与，我们称它为一个被逼迫的全基督教会运动。我们发觉我们的身分同属一个身体，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自己只能作抉择。其他人因达乔的经历而远离上帝。我是谁以致可以判断他们？我只知道上帝遇到我。有了上帝，我便满足了，纵然在达乔这情况下。”
雷格尔身体健康时，始终坚持在达乔四周漫步，带着温暖、圆厚的声调与游客说话。他会告诉他们，当他度过达乔漫漫的长夜时，上帝是在那里。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复原的探索
我不查问那受伤者有何感觉，
我只会亲自成为那受伤者。
——惠特曼《我的歌》
为了认识苦难是什么，我已探察过一些人的人生几乎为苦难下了定义——布雷恩、钟尼和犹太人大屠杀的生还者。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痛苦来得短暂，且不太强烈。但有一个事实适用于大小的苦痛：人们有不同反应。
我认识有些人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他们甚难谈论别些事情；但其他病患者经过多次鼓励和询问后才承认他们的痛苦。什么东西造成这个分别呢？有没有方法可以预测一个人对痛楚和受苦的反应呢？我们能否学习如何预备面对痛苦，以致能减少它对我们的影响呢？
痛楚本身看似是本能的反应，但它不像简单的因果反应那样运作。确实，每当神经元发觉有一些表示危险的侵扰进入时，它们就会发出警告，但所有这些信号都是经由大脑过滤和解释的。一个人对痛楚的处理和理解，会戏剧性地改变他／她如何经历痛楚。你和一个职业拳师对面部突然被击打的反应完全不同，因为他是得到很大的酬劳，才准备去承受十五回的拳击。
现今医学团体都坦然承认，大体而论，个人的态度是其中一个最主要因素决定一切苦难的影响。罗切斯特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艾德尔医生承认，所有疾病实际上都有情绪的因素。他总结说：“单从细菌理论是不能解释为何人会生病，因为如果这理论能够解释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办公室有多大，但如果有一人感冒了，我就不明白为何其他人却没有感冒。”
史怀哲常说疾病易于迅速地离开他，因为它们发现不适宜住在他的身体。或者，又如一个观察者不大得体地评论：“有时，我们认识什么类的人染上细菌，比认识什么类的细菌侵入人较为重要。我们预先作好准备，对我们经历痛楚和＿受苦是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认识这些预防措施。可以教导我们，当我们没有痛苦，如何服侍在痛苦中的人。”
这本书是以嘉迪雅的故事开始，她是我的朋友，突然发现自己要与何杰金病搏装斗。我问她和她丈夫约翰，为什么这个危机好像确实把他们拉近，因普遍的情况是，威胁生命的一危机往往制造张力，促使夫妻离异。
约翰回答说：“那时，我在医院担任牧师的助理，见过患病和濒临死亡的病人。在电影中，那些夫妻多年来不断吵闹，他们忽然面对危险，便忘却彼此的分别而联合一起；但现实的生活却不是那样。
当一对夫妻遇到危机时，夫妻关系已经存在的问题会改扩大。正因嘉迪雅和我深爱对方，又时常坦诚沟通，故此，这个危机使我们更亲近，而彼此责怪、发怒的感觉也不能乘虚而入。她生病的危机只是表面要处理的问题，而它强化已经存在的感情。
根据约翰所言，预备面对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当你健康时，就要建立一个强壮、有支持力量的生活。你不可能突然制造出有力量的基础，它们必须一直不断地建立。
受苦的学校
只有一种人能教导我们关于受苦的事——不但为了自身的预备，同时也可以尝试安慰他人——就是受苦者本身。然而，别人的病（特别是末期的病）对抗我们自身的健康；它引出我们内心最卑劣的反应：因恐惧而目光回避、神经的抽搐、空洞的承诺（“你若有任何需要，请打电话给我”）、谈话变作间谈。我们能说什么？有值得一谈的东西吗？
我承认与受苦者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事。我想象不到有人比我更不适合作医院采访的工作。当我打开医院那扇特大的玻璃门时，就开始沉默——我想这是因为那些气味吧！气味有着直达脑部的感觉通道，而那些消毒药水的气味，掀起我童年扁桃体切除手术的深藏记忆。当一个护土在走廊向我微笑点头时，我会看见一个巨大的幽灵护士正在弯身对着我，她拿着一个使我窒息的塑胶袋，并偷取我的呼吸。
经过多年的专业精神分裂症研究后——写作和谈论痛楚，但感觉个人对四周存在的痛苦帮不上忙——我决定放下个人的困窘，强迫自己经常接近受苦的人。刚巧这个时候，一个友人发现患上一种最早见和最严重的癌症。医生告诉吉姆，在医学历史上，只有二十七个人曾有过他这种特殊情况的治疗。其他二十六人全都死了，而吉姆现在独自探索新领域。
他那时三十三岁，结婚只有十个月。那年年初，他和妻子曾乘船到加勒比海度蜜月。吉姆最关注他的事业、热爱下坡滑雪、新婚。突然间，他要面对死亡的事实，他需要援助。
在吉姆的邀请下，我开始陪伴他参加附近医院的一个治疗小组。人们参加治疗小组有不同的原因：改善自我形象、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克胜一种癖好等。这个治疗小组名叫“珍惜今天”，当中包括濒临死亡的人。他们用委婉的说法——“威胁生命的病”代表癌块、多发性硬化、肝炎、肌肉营养不良和其他类似的病。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知道他/她的生命已经浓缩至两个问题：生还，以及若不生还，就是预备死亡。
第一次小组聚会令我感到辛苦。我们在一个开放的等候室聚会，大家坐在便宜、艳丽、橘色的塑胶椅上，这样选择无疑是想制造一种惯性的喜悦气氛。看似厌倦工作的男护士推着担架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升降机的门不时开者关着。我尝试不理会附近的扩音机，因它定时传出报告或呼喊某位医生。
小组成员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通常不理会死亡，他们似乎极度需要谈论死亡突如其来的侵袭。聚会以每一个人的“报到”作开始。自上次聚会之后，有一个人死了，社会服务工作人员把他如何度过最后的日子，以及他的葬礼等详情告诉我们。吉姆低语告诉我，这种报告最令这个小组沮丧：小组的成员时常销声灭迹。
我预料聚会的气氛会是阴沉的，但情况刚好相反。当然，他们可以随时流泪，但这班人却可以轻易地、安然地谈论疾病和死亡。这个小组是一个合适的地方让组员可以自由谈论，也可以得到别人同情的反应。他们描述大多数的朋友都会用悲伤、几近奇异的态度回避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患病的事实。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可以放下所有自卫的障碍。
南希炫示她所买的新假发，这是用来遮盖她的秃头，那是接受化学治疗而产生的副作用。她开玩笑地说，她常常希望拥有一头直发，而现在她的脑瘤使她终于有藉口可以得到了。史提夫是一个年轻的黑人，承认他对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感到吃惊。他少年时曾与何杰金病搏斗，似乎胜利了；但十年后的今天，症状竟意外地再度出现。他不知道怎样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未婚妻。洛雷因正忍受脊髓瘤的痛苦，故此她整个聚会都是躺在地上，很少说话。她说她来不是要说话，而是哭泣。
这个等候室使我最有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较年长的女人。她漂亮、灰色头发、面宽而瘦，好像一个东欧的移民。她用浓厚的声调简单自述，表白她很孤单。这一组人就问她有没有任何家人。她回答说有一个独子，正向德国的空军总部尝试请紧急事假回来看她。她的丈夫呢？她好不容易地吞咽几次，然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