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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现代的类比去表落同样的思想。受苦可能是经济学家所称呼的“冻结资源”。现时从远处看，它或许不像资源，但逐渐地，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意义，乃是可以帮助我们将痛楚转化的持久意义。
分享的意义
在本章开头，我引述一位牧师的一封信，他的忧郁促使他对受苦意义的崩溃。他不能理解他的受苦，而在他受苦的过程中，基督徒的群体也不能帮助他。最后，那牧师委请精神病院治疗他。虽然他这样做，他的家人却站在他一方；有了他们的支持和专业援助，他最后能攀回健全的地步。
多年后，同一个牧师带著更新了的健康心理，面对另一次危机。他出生仅一星期的孙子死了，这事件使整个家庭陷入混乱和悲伤中。他本应在孩子面前当上强者，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丧礼后的星期天，他在自己新牧养的教堂讲道，他在讲台上开始读出诗篇第一百四十五篇。他试首专注面前的字句，但却不能集中。他的舌头变得迟钝，他的面颊颤抖，他的泪腺大开。他不能继续读出上帝是良善和公平等尊贵字句。
这位牧师将他的讲稿放在一旁，带若哽塞的声音告诉肃静的会众有关他孙子的死。就在他说话时，他的思想闪过他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光，又回到他无助及失败的感觉。他很害怕。
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他回忆说：“当群众离开教堂时，他们说了两句重要而有帮助的话：第一、多谢你将你的痛苦与我们分享。
第二、我为你难过。这句简单的话是最有帮助的话。我并不觉得孤单。当时的情景与我以前患上忧郁时的情景完全不同，上帝和他的子民没有离弃我。他们接受我的悲伤。”
第二群会众只用简短的话，内中没有特别的智慧，向他们的牧师传达一种分享感受的意义。他们重视他的痛苦，故此，他们感同身受地表白出来。
追寻受苦的意义往往是孤独的寻索。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洞悉我受苦的意义。然而，只要我们拥抱悲伤和站在受伤者身旁，确实可以帮助他人找寻意义。
帮助他人找寻意义的技巧，当中涉及承认走上医治上，是有若不同阶段。费歇尔描述她本人如何处理卵巢癌经过：我需要时间了解正在我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又要接受我日常生活作息被迫改变的事实、我情绪的稳定性以及我对未来的计划。或者，给受苦者时间的最好方法，就是忍耐他们——让他们有空间做出怀疑、哭泣、发问，和表连强烈而往往极端的情绪。
我发觉我不能一下子承受我经历中的每一件事物，我需要有自由时间处理我的感觉。库布勒罗斯勾画出悲伤者常会经过的五个阶段，不论他们面对自身的死亡，或处理一个所爱者的死亡。这些阶段——否认、忿怒、讨价还价、忧郁和接纳——不是时常按照这个次序发生，也不是人人都需经历全部阶段。但是，这些阶段却证明了一个人度过剧痛经历所需的时间……
我不是天生就可以与人分享感觉。因此，我时常难以向人——甚至向与我最接近的人——解释我复杂的感觉，和我对这个经历最心底的回应。但是，我需要良好的聆听者——愿意花上一至二小时时间，只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我很幸运，有忠实的朋友，有一个专业辅导员的邻舍和愿意随时帮助我的家人。如果没有人聆听我的话，我不知道会作何事。3
费歇尔跟着说，给她最少帮助的人，是那些向她提供答案的人。有一个女士提出意见，认为费歇尔喜欢吃汉堡包和巧克力碎片冰淇淋，故饮食是她患病的原因。其他人力劝她少依赖医疗的方法，而多靠医治疾病的祈祷。
我不能太有力地强调公式化的答案是何等有害。使徒保罗劝告人：“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罗十二15），这些智慧之言特别要应用在危机的时期。箴言书更坦白地指出不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对着悲伤的心灵唱歌，就像冷天脱衣服，又像碱上倒酸。（箴二十20）
正当我致力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住在另一个城的朋友打来的，医生刚诊断他患了艾滋病。他为过去在性行为上犯了罪而在内疚感中打滚，觉得懊悔、可耻、自恨和被上帝厌弃。他失去所有生存的意志，极度需要援助。
有些人看艾滋病是上帝直接的惩罚，是一个特别的、对准目标的审判信息。我却不是这样看。
反之，我把它看作普遍信息的一部分，一个健康的原则；正如滥用烟酒会使身体掉进某种危险中，同样，性滥交亦然。但是，不管怎样，就算他犯错，而疾病是一种直接的惩罚，我作为他的基督徒朋友，又有什么责任呢？
我的责任是要给予思典，向他证明耶稣是如何温柔地对待在性方面犯罪的人，使他确信上帝的爱和赦免。换言之，我的任务是把他专注回顾以往的焦点转移到前瞻。连他的内疚感也是一个信号，他可以整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缅怀他的罪；或是，他可以将那种内疚感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曾应许要挪开人所认的罪，“好像东离西有多远”。
分享内疚感的意义不是审判，而是饶恕。分享受苦的意义是复原，并与受苦者联合。
上帝的问号
有时，我们对受苦者只能提供一个意义，就是确定受苦虽然对他们并无明显的意义，但对我们却是有意义的。
卢云的小书有一个奇特的名称——《负伤的治疗者》，当中记载孤单、被弃者的质问。人能为他们的痛楚提供什么可能的意义吗？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年轻传道人面对著一个年老、正要接受手术的男人，没有提供意义，唯独说出他爱心的关注。卢云说：“如果没有人等候他，那人不会想继续生存。每一个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旅程后，都渴望有人在车站或飞机场等候他。人人都想与留在家中、等待他回来的人诉说他的故事和分享他的痛苦与兴奋时刻。”4
我妻子在芝加哥城服侍一些最贫穷的人，并领导推行拉萨尔礼拜堂所定的一项计划，特意找出孤独、被弃、无人照顾的老人。我多次看见她把自己投进一个老市民的生命中，尝试说服他／她相信他们的生或死是重要的。她用这种方式使他们的受苦“增添光彩”。
珍尼特辅导一个九十岁老人克洛特先生，他二十年之久拒绝接受白内障手术。他七十岁时，已肯定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看；但无论如何，如果上帝今他到达如此地步，必是希望他眼瞎。他说，这或许是上帝惩罚他年轻时看女孩子的原因。
我妻子花了两年时间诱哄、争论、持续、爱，才说服克洛特先生接受白内障手术。最后，克洛特先生同意接受手术，只为了一个原因：珍尼特感动他，说他重获视力对她——珍尼特——很重要。克洛特先生已经放弃对人生的盼望，人生对他并没有意义，但珍尼特却转送了一个意义给他。连九十二岁高龄的克洛特先生也不再放弃，所以，这样做对某些人有着不同意义。最后，这个老人同意接受手术。
珍尼特实实在在分担了克洛特先生的苦难。她藉著经常的采访，说服他相信有人关心他，而他活着或死去，有视力与否都是重要的。这个分享受苦的原则，就是卢云的《负优的治疗者》一书的论题，或者也是我们能够解释受苦意义的唯一确实贡献。我们这样做，乃是遵照上帝作事的样式，因为他也肩负痛苦。上帝与我们连结，一生活在苦难与贫穷中，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所明白的。受苦永不可能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上帝曾亲自分担之。
有时，我们纵然尽力尊重别人的痛苦，也会遇见好像完全没有意义的苦难。我此刻特别想到一个患了早老性痴呆病的人，他的女儿试着服侍他的所需，但每一天她却因见到父亲凄惨的外形而心碎。或者。我想到一个严重智障儿，智商只有30－40的程度，可能安静地躺在床上活过很长的寿数。他不能说话、不能思考，却要花掉他人许多宝贵的光阴专门照顾他。
对这样的一个衰老成人和这样的一个小孩，意义何在？我从东德基督徒极富怜悯的工作中，对这个问题得到莫大的启示。这些人所成长的社会，比西方人更熟悉受苦的意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伸手援助现代社会里面，那些最不“贵重”或“最无用”的成员。
特罗基舒医生是负责医治严重智障的小儿科医生，他问：“他们人生的要义是什么？他们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可以医治外在的毛病，但在这个受损的脑袋里，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特罗基舒医生多年来未能回答有关意义的问题。无论他怎样执行医疗的职责，却没有答案。后来，他教授一个初阶课程，特为训练医疗中心的新助手。经过一年的训练期，课程快将结束时，他请那些年轻助手填写一份问卷。当中有一条问题是：“自从你全身投入服侍残废人的工作后，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以下是他们的答案其中一些范例：
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是以前从不会想过自己能做到的。
——我在这里工作期间，赢得萨拜因的感情。我有机会亲身与一个残废人相处，完全不再觉得她是残废的。
——我现在对人类受苦一事更敏感，这工作引起我助人的意愿。
——这工作使我问：什么事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和目的。我现在觉得有人需要我。
——我学会了忍耐，并欣赏最细微的进步征兆。
——我观察残废人时，发现了自己。
——我变得更有忍耐。我自身的小问题好像不再那么重要，而我学会接纳自己的所有不足。最重要，我学会欣赏人生中短暂的乐趣；我特别感谢上帝，因为他向我证明爱可以比恨或暴力成就更多的事。
当特罗基舒医生读完上述以及其他的回应后，他突然领悟了他问题的答案。那些受苦孩童的意义可以在他人——他的助手——身上作工，他们正学习的功课，不是复杂的教育制度所能教导他们的。他想到他多年诊治、却少见进展的两个病人。”丹尼尔和莫尼加是否只是为我而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深入而显著的问题是上帝可能给我的问题吗？这两个严重智障的孩童是否就是答案——上帝给我的答案？”。5
*情绪的痛楚如严重忧郁症，所陈述的苦难范围会很大，但我不能在本书开始提及它，因为它是专注生理上的痛楚。我推荐JohnHTimmermanASeasonofsuffering（MultnomahPress．1987）记载一个家庭与忧郁症搏斗的感人故事。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盼 望
被蹂躏的人所能做的，只是继续盼望。他们经过无数次失望后，必须寻找盼望的新缘由。
——索尔仁尼琴
今天的制药是要受到“双盲”法测试，意即用药的医生本身不知道哪一种是真药，和哪一种是不会产生化学作用“受制”的药。他们必须这样测试，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人类希望的力量。没有双盲测试之前，所有新药几乎显出惊人的效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