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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为了避免争议；便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则万无一失——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十二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力。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计算在内）。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十三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标明月份）：
姓名出生年份当时年龄籍贯
何叔衡一八七六四十五湖南宁乡
马林一八八三三十八荷兰鹿特丹
董必武一八八六三十五湖北黄安
李汉俊一八九○三十一湖北潜江
李达一八九○三十一湖南零陵
陈公博一八九二二十九广东南海
毛泽东一八九三二十八湖南湘潭
包惠僧一八九四二十七湖北黄冈
陈潭秋一八九六二十五湖北黄冈
周佛海一八九七二十四湖南沅陵
张国焘一八九七二十四江西萍乡
王尽美一八九八二十三山东莒县
尼柯尔斯基一八九八二十三俄国
邓恩铭一九○一二十贵州荔波
刘仁静一九○二十九湖北应城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四十五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三十岁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在十三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两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五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及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共五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都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加上〃南陈北李〃；则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不能回国出席。
第六部分：聚首〃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七月下半月〃还是〃七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七月一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
〃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渔阳里二号；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张国焘常在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三八九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一二七号）。也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一九一七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引者注：应为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至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七月二十二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陈潭秋则在他一九三六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1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模糊区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对斯诺说：〃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
张国焘在一九五三年写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至于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七月底〃或〃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