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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文学也趋于衰落，逐渐失去了“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天主教反动统治使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文学遭到沉重打击，宗教思想控制着整个文学界，贵族绮丽派盛极一时。
西班牙贵族绮丽派文学被称为冈果拉派，创始人是路易斯·德·冈果拉（1561…1627）。冈果拉早期写故事诗和短诗，后期发表了不少风格纤巧的诗歌，如长诗《寂寞》（1613）和《波利非莫和伽拉苔亚的故事》（1612…1613），它们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形成一个诗派。这个诗派轻视人民群众，提倡为“高雅人士”写作，作品堆砌夸张的词藻，充满各种隐喻和难解的词句。其内容大都是人生无常、终归毁灭等悲观思想。
十七世纪上半期，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虽然遭到教会的迫害，但仍然坚持斗争。剧作家如蒂尔索·德·莫里纳（1571？…1648）、阿拉尔康（1581…1639）和卡斯特罗（1569…1631）继承维加的传统，取材于民间文学和历史传说，写了大量的作品。蒂尔索·德·莫里纳的《塞维利亚的嘲弄者》（1630）第一次以关于堂璜的民间传说为题材，描写一个丧尽天良、勾引妇女的贵族青年，揭露贵族罪恶。卡斯特罗的《熙德的青年时代》（1618）取材于民间谣曲，描写这个西班牙民族英雄的事迹。在散文方面，凯维多（1580…1645）的成就较大。他是西班牙最后的人文主义代表之一，写过许多讽刺性的散文，也写了流浪汉小说类型的作品《大骗子堂帕勃罗斯·布斯康的一生》（1626）。他痛恨贵族、僧侣、贪官污吏、炼金术士、占星术士等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给以无情揭露。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他看不见出路，作品也不免染上悲观色彩。
十七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是戏剧家彼德罗·卡尔德·隆·拉·巴尔卡（1600…1681）。卡尔德隆出身于马德里贵族家庭，曾在马德里耶稣会学院学习，后来到萨拉曼加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他很早就写戏剧，1635年入宫廷服务，管理宫廷剧院，创作了大量剧本，成为维加以后西班牙最有名的戏剧家。1651年，他入教士籍，一直担任重要的教会职务。他写过120部剧本，另有八十部宗教剧和二十篇幕间短剧。在艺术技巧上，他继承维加的传统，但是也讲究华丽的布景和服装，运用夸张的言词。他的作品多采用中古题材，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许多剧本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直接宣传否定现世、相信来世和忏悔赎罪等宗教思想，他到晚年就专写宗教剧了。但是卡尔德隆的作品中也有肯定现世幸福的人文主义主题，如《精灵夫人》（1629）。有的剧本甚至歌颂农民反对贵族迫害的斗争，如《萨拉梅亚的镇长》（1636）。这些矛盾都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衰落、天主教统治和贵族文学的深刻影响。
《人生如梦》（1635）是卡尔德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主人公是波兰王子西吉斯蒙德。国王从天象中得知王子将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因此从小就把他囚禁在边塞的古塔里，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一天国王用药将他麻醉，送回宫中，等他醒来，给了他最高的地位和权利。西吉斯蒙德为了报复他所受的迫害，殴打朝臣，甚至威胁国王。国王认为他野性未驯，又将他麻醉，送回古塔。王子醒来，想起前事，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从此个性大变。不久，国内爆发起义，起义者攻入宫中，擒住国王，西吉斯蒙德被拥戴为首领。但是这一次他却贤明公正，宣布施行仁政，又将王冠归还父亲。
这个剧本像卡尔德隆的许多剧本一样，用寓意的手法阐述哲理。西吉斯蒙德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最初是个性情暴烈的反抗者，他斥责国王不该既给他生命，又把他当野兽看待，实际上这是对天主教哲学的抗议。但是他随即认为人世一切无非是梦幻，希望只在来世，因而变成一个温顺的忏悔者。卡尔德隆通过这个形象提出一个抗议性的问题，而得出的却是宗教忏悔的结论。
卡尔德隆的剧本具有较高的技巧，善于刻画人物内心，富有抒情特点，许多剧本的独白后来都成了流行的抒情诗。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十九世纪初期的许多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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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德国文学
十七世纪，德国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次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德国的公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形成两个阵营，各自勾结国外势力，在德国的国土上烧杀掠夺。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人口减去三分之一，城市萧条，田地荒芜，矿山损坏，工商业衰退。大小公侯们只靠着残酷剥削农奴，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这种情形使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文学方面，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间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在这黯淡的时代里也消失了。市民出身的作家大都依附宫廷，为公侯们服务。一些所谓奖掖文化的宫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而宫廷又一味模仿外国风尚，有的把法国作为榜样，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诗人们则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从事写作，作品内容贫乏，充满华丽的词藻、离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成为形式的游戏。但也有少数作家关怀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考虑祖国语言和文学的前途，在文学理论或实践上作出贡献。奥皮茨（1597…1639）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诗人如彼特拉克、龙沙等向古代诗歌学习，提炼自己祖国的语言，写出格律谨严的民族诗歌，他认为德国的诗人也应该能够这样。他在他的《德国诗论》（1624）里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论述诗的原理和作用，区分文学的种类，提倡语言的纯洁性，探讨诗的格律。他制定抑扬格和扬抑格的规则，倡导十四行体和亚历山大体，对于德国诗歌格律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诗人弗莱明（1609…1640）和格吕菲乌斯（1616…1664）都能超越德国文艺界的狭窄范围，开辟诗的领域。前者远游俄国、波斯，扩大了眼界，后者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接触到当时欧洲哲学、科学、艺术的新成就。他们在奥皮茨的影响下，运用各种新诗体，写出反映时代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诗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祖国之泪》（1636）概括地叙述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最后他认为比死亡、瘟疫、火灾和饥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丧失了灵魂。这是德国十七世纪诗歌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格吕菲乌斯也从事戏剧创作，他是德国第一个把市民生活写入悲剧的作家，但当时无人响应；德国市民悲剧到一百多年以后的莱辛和席勒手里，才真正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这些诗人都生活在十七世纪前半期，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在提高德国语言、制定诗歌格律等方面有一定贡献，并为十八世纪德国民族文学的形成作了一些准备。但是他们只向古希腊、罗马和外国学习，而轻视本国的民间文学，有些文学史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学者的诗”，并不完全恰当，但也有一定理由。到了十七世纪后半期，小说家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弗·封·格里美尔斯豪森（1622？…1676）则和他们完全两样。他继承十六世纪民间故事书的传统，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下，从平民的立场出发，写出一系列小说，广泛描绘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面貌。这套小说中以六卷的《痴儿西木传》（1668…1669）最为成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的小说都和《痴儿西木传》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成篇。
《痴儿西木传》用第一人称叙述西木从童年到中年的遭遇和发展。他儿时由一对农民夫妇抚养，十岁左右，军队抢劫了他的村庄，他逃入树林，被一个隐士收容。隐士死后，他卷入混乱的战争中，时而在瑞典的军队里充当“小丑”，时而被科罗亚人俘虏，时而成为远近驰名的猎兵，时而到巴黎过放荡生活，时而又在旧教的队伍里服务。他在这些遭遇中碰到的形形色色人物，对他发生了好的和坏的影响。后来他去俄国，经过朝鲜、日本、澳门、印度洋、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回到故乡，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在第五卷的最后两章里，他给自己过去动荡不定的生活做了总结，并整段引用了西班牙作家古瓦拉（1490…1545）论文中的话，“向世界告别”，要再过隐士生活。第六卷是小说的“续篇”，记载西木第二次远游，流落在一座荒岛上，在那里劳动为生，决定不再回到充满罪恶、屠杀和欺骗的欧洲。
《痴儿西木传》的主人公从一个淳朴无知的儿童，经过装痴扮傻的“小丑”和冒险的流浪汉的生活，不断地追求荣誉、金钱、爱情、知识，在战争的风雨里吹来卷去，经历了无数的所谓幸福和不幸，最后是看破世情，向人生决别。全书以隐居始，以隐居终，作者的思想是消极的。但书中有不少地方是作者亲身的经历，他自己也是从少年时期起就卷入战争的漩涡，切身感受过人民的苦难，亲眼看到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他和当时一般的宫廷诗人迥然不同，能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深刻地描绘这个灾难重重的时代。他说，他的作品不是为宫廷而是为众人写的，不只是供人娱乐，也要起教育和改善社会的作用。他的小说也反映出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和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他曾通过一个自称尤皮特的老人，梦想将来的德国应该解放农奴，豁免税收，消除宗教分歧，建立和平。他叙述再洗礼派在当时的匈牙利组织新村，生产资料收归公有，男女享有同等权利，种种设想和庸帕内拉的《太阳国》极为接近。
《痴儿西木传》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朴素自然，又富有形象性和幽默感。它一般被认为是流浪汉小说，但从它所涉及的广大的社会面、主人公性格的发展，以及比较谨严的结构看来，它已经超过流浪汉小说的范围，可以说是德国一部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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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论
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历史情况不尽相同。英、法仍然是最先进的国家。英国166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建成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的政权。资产阶级在国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国内发展工商业，大型手工业工场发达，在一些生产部门开始采用机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初期还有反封建残余的任务，但它和劳动人民的矛盾随着本世纪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尖锐。法国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工商业最为发达，六、七十年代，手工业工场开始零星使用机器，规模较大的企业出现了。但它仍然是个封建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专制王权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外交一再失败，对内加紧压榨人民，屡次宣告财政破产。封建阶级和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到极点。179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