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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宫不能再以自己的艺术趣味影响文艺界，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成为法国的文化活动中心。诗人、作家、思想家、艺术家在那里不仅谈论文学艺术，还讨论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有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是自由思想的传布场所，人们批判揭露专制暴政，提倡宗教容忍和无神论，要求创作自由，主张文学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有的则是保守作家的堡垒，他们憎恶启蒙运动，极力美化贵族生活，他们的创作具有浓厚的罗珂珂色彩，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和保护。进步作家则不断遭受王朝和教会的迫害，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秘密出版的，出版后又被列为禁书。伏尔泰和狄德罗都坐过牢，卢梭被迫流亡国外。启蒙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终于传播到全国各地。
十八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但已呈现出衰落的现象。悲剧家克雷毕庸（1674…1762）模仿拉辛，但他追求恐怖的剧情、宏伟的场面，走进了脱离现实的绝境。喜剧方面的情况略胜一筹，作家较多。列牙尔（1655…1709）和勒萨日接受莫里哀的传统，写讽刺喜剧；马黎伏（1688…1763）把爱情作为喜剧主题，《爱情和命运的游戏》（1730）是他的代表作。他们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十八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和十七世纪小说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喜剧家马黎伏也写小说，他模拟贵族沙龙小说，予以讽刺，但仍保留“典雅”趣味。普莱伏（1697…1763）教士的《曼侬·列斯戈》（1732）是十七世纪爱情小说的继续，它暴露了路易十五时代腐化的贵族生活，在法国曾风行一时。作者的爱情观点是宿命论的。普莱伏把理查生的小说译成法语，对法国十八世纪文学有相当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家中成就较高的是勒萨日，他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
阿兰—列内·勒萨日（1668…1747）生于一个公证人家庭，当过律师，译过西班牙小说，从翻译走向创作。《杜卡雷》（1709）是一部讽刺喜剧，揭露包税人的集团。作者塑造了几个骗子形象。伯爵夫人骗杜卡雷，骑士骗伯爵夫人，男仆和侍婢骗他们三人。杜卡雷是最无耻的大骗子，他靠包收税款起家，掠夺人民，盗窃国库。1712至1732年，勒萨日为集市剧场写过一百多出小型喜剧，其中有的是和别人合作的。这些喜剧不同于古典主义喜剧。当时，法兰西喜剧院垄断戏剧上演权，只演传统的古典主义剧目，千方百计迫使集市剧场关闭。为了对付法兰西喜剧院的干预，勒萨日不得不经常改变他的戏剧形式，有时以歌曲为主，对白为辅，有时把对白和舞蹈结合起来，有时是纯粹的哑剧。这些通俗作品讽刺性强，有的公开嘲笑法兰西喜剧院的剧目，有的以暗示手法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但都具有现实主义因素，颇受普通观众欢迎。
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715，1735）叙述一个西班牙青年的遭遇。他原来是个天真无知的孩子，为了冲破封建社会的种种障碍，他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终于爬到首相秘书的地位。作者通过吉尔·布拉斯的形象，说明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即使有很好的德行和很大的才能，也不会受人重视。他要有所作为，必须和坏人同流合污。吉尔·布拉斯为了不被生活所淘汰，只好走上卑鄙肮脏的道路，猎取金钱地位。勒萨日认为吉尔·布拉斯和那些当权者一起强取豪夺，只是暂时的事，他成功后还会过诚实的生活。在小说第三部里，他果然成为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好人。勒萨日谴责封建阶级的等级偏见，但他肯定吉尔·布拉斯的利己主义人生观。在他看来，吉尔·布拉斯走上骗子的道路，应该负责的是封建社会，而不是他自己。作者在小说中还塑造了首相赖玛公爵的形象，揭露封建官僚机构的贪赃枉法。但他对贵族仍存有幻想，把奥利法瑞斯伯爵刻画成一个关心国家利益的贤明首相。
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里写出了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关系上升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特征。金钱统治一切，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个社会是自私自利的黑暗王国，从上到下，人人都为私利打算，设法升官发财，做狡黠者中的最狡黠者。
《吉尔·布拉斯》的结构形式同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以及十七世纪法国“世俗现实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它在叙述主人公的冒险生活的同时，穿插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往往缺乏有机的联系。勒萨日塑造了吉尔·布拉斯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提出一些颇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他丰富了西欧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并且在揭露封建社会方面具有启蒙文学的一些特征。
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启蒙作家开始发表作品。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老一辈的启蒙文学作家，狄德罗和卢梭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在反封建、反教会、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中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孟德斯鸠主张君主立宪制，要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伏尔泰和狄德罗提倡开明君主制，只有卢梭提出更进步的共和制。在教会的腐败和黑暗。伏尔泰和卢梭自始至终停留在自然神论的水平，狄德罗却从自然神论走到无神论。关于社会制度，几乎所有的启蒙作家都不触动私有制。卢梭虽然揭露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要求用法律限制财产集中。唯有梅里叶、摩莱里和马布里提出了取消私有制、平均分配土地的空想共产主义。
尽管启蒙作家意见分歧，甚至在某些人之间发展成为仇隙，他们却曾经一起合作，共同为宣传启蒙思想而斗争。这就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百科全书》编写工作（1751…1766），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为这部著作撰过稿。“百科全书派”可以说是“启蒙活动家”的同义语。《百科全书》总结了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创造发明和成就，它是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进步思想指导下编写的一部反封建、反教会的巨著。它的编写和出版不断受到封建政府和教会的迫害和禁止。由于主编人狄德罗的努力坚持和进步力量的支援，终于全部完成。
查理——路易·德·斯贡达·孟德斯鸠（1689…1755）生于贵族家庭，叔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幼年学习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专攻法律。他当过律师和法院顾问，1716年继承叔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在工作中，他认识到封建法律是为王权服务的，开始怀疑法律能否作到真正公允。1721年，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荷兰出版，未署名。这部作品立刻风行一时。1728年，孟德斯鸠辞去法院院长职务，开始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他到欧洲各国旅行，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1734年他发表一部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是1748年出版的。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讽刺作品。它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庸俗堕落、荒淫无耻，批判上流 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指出决斗和财博等的危害性。它嘲笑资产阶级羡慕贵族地位，出钱雇人替自己伪造家谱，“清洗祖先的名声”。有四、五封信是直接攻击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第三十七封信谴责他喜欢诌媚、培养伪善、奢侈浪漫，好大喜功。有些信描写摄政王时代的财政总监约翰·劳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使全国经济陷于破产，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作者对罗马教皇权力提出怀疑，说他只是一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烧香，无非因为习惯如此。第二十四封信说，教皇是一个最强有力的魔法师，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硬要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孟德斯鸠说，《圣经》有多少行字，就有多少可以争辩的地方。他谴责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主张宗教应当有容忍精神。第十一至十四封信中的穴居人的故事阐述作者的理想社会，把宗法式生活美化为圆满幸福的生活。
《波斯人信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波斯贵族的生活。作者通过波斯故事影射法国的专制暴政，同时那些受压迫被摧残的波斯妇女和阉奴。他借波斯贵族郁斯贝克的妻妾之口，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私有财产，她们拥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孟德斯鸠把他的作品写成波斯游客的通信，其用意是要掩护他对封建社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逃避审查制度的迫害。十八世纪法国出版过很多东方游记和书信集，介绍这些国家的风俗人情，受到读者欢迎。这也是孟德斯鸠采用这种形式的原因之一。《波斯人信札》没有完整具体的情节，只是叙述一些零星故事，谈论一些人物，借此阐发作者对政治、社会、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它为十八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
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在《波斯人信札》里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迫害的进步思想，而且也因为他写了《论法的精神》。这部社会科学著作费了他二十多年的工夫。他首先阐明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专制政体是最反动的政体，不仅因为它用暴力统治国家，剥夺人民的自由，还因为它本身是愚蠢的政体，需要愚蠢的被统治者，也需要愚蠢的统治者。在本书里，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活动家所接受，并反映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里。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是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青年时代读过贝勒和封特奈勒的进步作品，他推崇梅里叶的《遗书》，但反对后者的空想共产主义。他涉足于社会上层的交际场所，经常在自由思想极为浓厚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出现。他年少气盛，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一度被驱逐出巴黎，后来又被关进巴士底监狱。1725年，他和一个小贵族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法国。1726…1729年，他住在伦敦，研究英国社会政治、牛顿的科学思想、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文学与戏剧，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