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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女作家还有夏洛蒂·勃朗特的妹妹爱米丽·勃朗特（1818…1848）和乔治·艾略特（1819…1880）。
爱米丽·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1847），描写山庄老主人从工业城市利物浦街头捡到一个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带回家中抚养。希斯克利夫和老主人的独女嘉瑟琳从小相爱，但嘉瑟琳答应了一位青年地主的求婚，希斯克利夫于是出走。三年后这个微贱的弃儿回到山庄，不择手段地向两家地主复仇；这件事曲折地反映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动，连英国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阶级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希斯克利夫和嘉瑟琳的爱情是向传统势力的挑战。但小说着力渲染的是希斯克利夫在恋爱上的绝望心情。他的复仇只是为了个人爱情，最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剥削者。爱米丽·勃朗特用浪漫主义笔触描写自然环境，以增强神秘和狂暴的气氛；在结构上则采用一个自始至终目击呼啸山庄变化的老家人对陌生人讲故事的倒叙手法，使情节既有吸引力，又显得十分可信。
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文思。她的父亲是一农场管事，她在农村度过童年，农村环境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主要背景。1848年艾略特到伦敦，从德文翻译出版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850至1853年为伦敦一家进步刊物撰稿，担任编辑。1854年从德文翻译出版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同年她违反当时的习俗，未举行婚礼，和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政论家乔治·亨利·路易士同居，因为根据英国法律，路易士的妻子患精神病，不能办理离婚手续。
艾略特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织工马南》（1861）和《米德尔马契》（1871…1872）等。
艾略特的创作中充满着抽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她的伦理哲学的最高原则是无所谓无私的“仁爱”。她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无例外地代表着两种势力，即“邪恶”和“仁爱”，最后“仁爱”总是感化了“邪恶”。《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叙述磨房主的一对子女的故事。哥哥汤姆自私、褊狭、保守，妹妹曼琪则天真善良。她因为和父亲的仇人的儿子恋爱，遭到哥哥的阻挠，后来又和表妹的未婚夫恋爱，为社会所不容，被汤姆赶出家门。最后镇上发洪水，磨房受到冲击，曼琪奋不顾身，抢救哥哥。代表“仁爱”的曼琪感化了扼杀“人性”的汤姆，双方言归于好，但不幸洪水把他们两人都淹死了。
由于艾略特的唯心主义思想，她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概念化，但她在描写英国农村和小市镇生活时，塑造了很多不同职业的鲜明形象。在《米德尔马契》中，她还揭露了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的虚伪性，并且讽刺了议会的竞选。
在诗歌领域，自从拜伦、雪莱以来，除宪章派诗歌外，成就不大，主要的诗人有丁尼生（1809…1892）和勃朗宁（1812…1889）。丁尼生继华兹华斯之后为桂冠诗人（1850），他的作品反映了保守的资产阶级宗教观和道德观。到了五、六十年代，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为沙文主义和对统治阶级的颂扬。勃朗宁的作品也表现了同样的保守观点，但很少写到当代社会，大都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生活，许多诗用“戏剧独白”的形式写成，用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流于晦涩。勃朗宁夫人（1805…1861）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她主要写爱情诗，如《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1847）。她的短诗《孩子们的哭声》（1844）反映童工的悲惨生活。“前拉斐尔派”诗歌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和稍后的史文朋（1837…1909）的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示不满，于是逃进“纯美”的世界，在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中找到了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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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海涅、维尔特
拿破仑被击败后，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在分裂的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就软弱，封建势力更为猖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开始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逐渐加强，工人阶级也随之成长起来。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人民反封建的情绪日益高涨，消除割据状态、统一全国成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也展开了。这种斗争最强有力的表现是1844年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它说明德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方向。同年三月，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软弱并害怕无产阶级，他们背叛人民，和封建贵族妥协，致使革命遭到失败。革命以后，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篡夺了国家政权，对一切进步力量采用高压手段。但是，德国工人运动在第一国际领导下，得到了蓬勃的开展。
三十年代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德国一批资产阶级革命作家的总称，他们的主要代表是路德维希·伯尔纳、卡尔·古茨柯、亨利希·劳伯。他们写了许多诗歌、戏剧、小说和政论文章，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文艺上反对脱离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他们的作品曾于1835年遭到德、奥各邦政府的禁止。但是他们一般只停留在空洞的议会上，和人民群众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有许多人在晚年甚至和反动势力妥协。四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诗人，主要有卡尔·格律恩、赫尔曼·毕特曼、阿尔弗莱·麦斯纳、卡尔·倍克等。他们打着“人性”、“普遍的爱”等旗帜，把人道主义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主张通过和平的道德说教将人类引向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例如麦斯纳就用“造物主弄坏了的事，人类永远不能使它变得更了”的诗句，公开宣扬与现实妥协。又如倍克的《致洛特希尔特家族》一诗，表面上仿佛在抨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却是一首颂歌。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作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他们的反动本质，认为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取消阶级斗争，维护现存制度，“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这一时期，思想性较强、艺术成就卓越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和毕希纳。他们不仅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同时也揭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现象，主张穷人起来对富人革命。还出现了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他反映和歌颂了工人的斗争。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潮中涌现出许多革命诗人，其中以格奥尔格·海尔威（1817…1875）和斐迪南·弗莱列格拉特（1810…1876）比较重要，他们都和马克思有密切的交往。海尔威在《莱茵报》上发表《党》（1842）一诗，提出诗歌应该为革命服务的观点，号召诗人要用诗歌当刀剑投入战斗，让党来编织诗人的桂冠。这首诗成为当时革命诗人的纲领。弗莱列格拉特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1848年他发表具有强烈革命性的诗歌《死人告活人书》，被反动政府逮捕。《新莱茵报》被迫停刊时，他写了《新莱茵报》告别辞，用“再见——可不是永别，他们打不死我的精神，我马上又要回来”的诗句，表达了决不中止革命的战斗精神。这一派诗人的创作和活动，曾经对革命斗争起过鼓动作用。但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革命失败后，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同现实妥协。此外，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涨时期，群众中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诗歌。虽然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是都充分表达了四十年代德国人民的革命情绪。例如《捷锡歌》（1845？）描述史托珂夫的市长捷锡谋刺普鲁士王的事件，恩格斯认为这是十六世纪以来流行的两首最好的政治民歌之一。《血腥的法庭》（1844）又名《织工歌》，反映织工对厂主的憎恨和他们的反抗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你们这些流氓，魔鬼的后代！
你们这些可诅咒的匪徒！
你们吞食了穷人的全部财产，
你们要被诅咒，领受你们的报应！
马克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此外，《工人之歌》（1848）、《起来，无产阶级，工人们》（1849）等诗歌也都明确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对这些民歌给予很高评价，并且亲自把它们收集起来。
1848年革命失败后，许多悲观失望。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人生就是痛苦”的悲观哲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学界，一些作家逐渐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脱离时代和社会的“地方文学”风行一时。连当时比较优秀的作家也不例外，如戏剧家弗里德里希·赫贝尔（1813…1863）在完成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品《玛利亚·玛格达莲》（1844）以后，也和现实妥协了。这时期影响较大的是施托姆和凯勒。特别是凯勒，他在1848年后仍旧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
亨利希·海涅（1797…1856）生于破落的犹太商人的家庭。1795年拿破仑军队占领他的故乡杜塞尔多夫，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犹太人的地位得到改善。海涅从童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大学学习时，先后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讲课。海涅在二十岁左右开始创作，他的进步思想不断遭受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压制。1830年法国爆发革命，他受到很大鼓舞。次年他到了巴黎。除中国两次短期回国外，他一直侨居法国。在法国，他结识了巴尔扎克、乔治·桑和波兰音乐家肖邦等人，并和圣西门主义者发生密切联系。四十年代，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友谊。在马克思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写出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政治诗歌。海涅晚年因病长期卧床，仍然坚持创作，但作品中流露出悲观消沉的思想。
海涅的早期作品写于1817到1831年间。他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感到压抑，发出了要求摆脱反动统治和争取自由的呼声。他不仅锐利地揭露德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矛盾，而且描写了国外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面貌。这个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歌集》和《旅行札记》。
《歌集》（1827）包括他早年陆续发表的《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和《北海集》等组诗。这些诗多半以个人的爱情苦恼为主题，其中有不少篇章流露出忧伤的情调。在描写夜景、月亮、森林和梦幻境界时，可以看到浪漫主义诗歌对作者的影响。但是他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不同，没有逃避现实，沉湎于死亡的思想情绪，相反地，他在倾诉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时，显示出对生活的热爱。有些诗歌已经表现了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虑。例如《神的没落》（1822）中写道：
我透过硬得像石块般的外壳，
观看世人的住宅和他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