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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的“论辩”包括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松之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里体现了裴松之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陈书的同时，也批评了陈寿的“小失”。这种“小失”有属于记事不当的。如对官渡之战记“兵不满万”文，评论说：“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鲁肃传》和《诸葛亮传》关于孙吴合力抗曹的记载互相矛盾，前者称“皆肃之本谋”，后者讲“此计始出于亮。”裴松之批评说：“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竟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有的“小失”属于编撰问题。如裴松之反对陈寿将贾诩与荀彧、荀攸合传，认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他还认为董允应附于其父董和传后，不应当分别立传。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是袁术灭亡的关键。裴松之除批评陈寿的论点不当外，还对他的遣词用字有所指责。裴松之在引述其他史家的著述时也对他们进行评论。在《高贵乡公纪》注中，裴松之对晋代的几位史家张А⒂蒌摺⒐涞热朔直鸾辛似缆邸Ｋ衔怒＇的《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虞溥的《江表传》“粗有条贯”，唯对郭颁的《魏晋世语》嗤之以鼻，说它“最为鄙劣”。他还说张骘的《文士传》“虚伪妄作”，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这些评价是裴松之根据诸家史的叙事水平和议论能力得出的。
除了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书的内容，即文学的训诂、名物的铨释、书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释《文帝纪》中的“款塞内附”说：“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对《孙权传》中的“鄱阳言白虎仁”，解释说：“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对于《徐晃传》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说：“案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属于注释名物的有《齐王芳纪》注中引述《异物志》、《傅子》、《搜神记》等书解释“火浣布”，《诸葛亮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释“连弩”等。此外，裴注还有注释地理、典故的内容。
《三国志注》的价值与不足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从广辑资料，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的意义来看，《三国志注》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余种，除去诠解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尚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籍收入到《隋书·经籍志》中的不过四分之三，到唐、宋以后，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的材料不但面广，而且首尾完整，不似其他引书那样割裂翦裁，断章取义，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说：“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国志注》的不朽还在于它开创了史注新法。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增加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名目，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而且这些史料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解历史真象。无疑，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应以达事为主，叙事不清，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称赞裴松之注书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除注家精通原书外，还要熟悉其他史籍，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有综合、分析、考据的能力。后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如宋人王暤的《唐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约和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有关。
后人对《三国志注》的批评，主要是指斥它的“烦芜”。这些指责虽有偏激之处，但裴注的杂采之弊确实存在。尤其是将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凭空阑入，把注文弄成非驴非马，不伦不类。如《明帝纪》在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下，裴注引《世语》曰“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又引《博物志》说：“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又引《傅子》说：“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
裴注虽以博详称著，但仍有不少遗漏之处。清人赵翼曾列举了一些例证，说明陈书失载的一些重要史实，裴注也未补入。另外，陈书中还有六十一篇本传或附传，通篇无注，甚至包括不少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
在写成《三国志注》以后，裴松之先后出仕过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裴松之六十五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后进位于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五年（447），参与修撰本朝历史的著名学者何承天病故，宋文帝命令裴松之继续何承天的工作。到元嘉二十八年（451），他尚未动笔，却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岁。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裴氏家传》四卷、《集注丧服经传》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都是他的著作。此外，《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又讲他还写过《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这是元嘉十二年（435）开始奉命修撰的著作。
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官至南中郎参军，著有《史记集解》一书，为现存《史记》三家注中最早的一种。曾孙裴子野，翦裁刘宋一代史料，写成编年体的《宋略》一书，曾得到刘知几的赞赏。
第三节沈约沈约（441—513），字体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以诗、文、史学称于世，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看作梁朝人。在宋、齐两朝的经历沈约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祖沈林子，仕宋官至谘议参军、建威将军、河东太守，卒于永初三年（422），追赠征虏将军。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内部斗争中被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所杀，时年三十八。自此，沈约家世一度中衰。少年时代的沈约是在“流寓孤贫”中度过的。他曾乞求于宗族乡党的帮助，得米数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约在孤贫之中却能“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他的读书方法是“昼之所读，夜则诵之”。他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有伤身体，常以减少灯油、息灭炭火的办法来限制他的夜间读书。沈约后来自述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①他深知父亲死于皇室纷争之中，自己一时难得仕进，但并不因此而荒废学业。经过刻苦读书，他“博通群籍”，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沈约在二十几岁时，常常想到“晋氏一代，竟无全书”，产生了撰写晋史的意图。宋明帝即位初，他得到征西将军蔡兴宗的帮助，代为启奏，明帝敕许他撰写晋史，并让他做了奉朝请这样的散官。后蔡兴宗外任郢州刺史、荆州刺史，皆以沈约为记室参军。蔡兴宗很器重沈约，曾对其诸子说：“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明帝泰豫元年（472），蔡兴宗卒于官。此后，沈约先后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属官和尚书度支郎。
入齐以后，沈约仕途畅达。齐初，为文惠太子属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断升迁，至齐武帝时官至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这期间，沈约曾有机会校阅皇家所藏四部图书，这对他的撰述晋史大有裨益。他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晋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晋书》120 卷，自谓“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并在永明初年丢失了第五帙。可他从齐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国史，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实已不能专心于晋史的撰述。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奉诏撰《宋书》，次年二月撰成纪、传70 卷。这20 年左右，是沈约的史学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
沈约有浓厚的门阀意识。永明八年（490），他因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一事，上书奏弹王源，认为：王源虽然“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他建议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锢终身”①，即永远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士庶与门第之别，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这是门阀时代的社会特点。沈约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特点。
齐明帝时，沈约任国子祭酒。齐末，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他跟萧① 以上见《梁书》卷一三《沈约传》、《宋书》卷一○○《自序》，以下凡引此，不另注。① 沈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40。
衍过往甚密，被引荐为骠骑司马，所任将军如故，做了萧衍的属官。
宣扬“神不灭论”
齐、梁更迭之际，沈约是萧衍谋取帝位的主要策划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应“天心”、下符“人情”，当作天子。
萧衍称帝（即梁武帝）后，沈约始终受到重视，不断升迁。天监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后又赠特进，地位显赫。沈约在齐永明六年（488）上《宋书》表中说“所撰诸志，须成续上”，说明《宋书》的志当时还没有完成。《宋书》志的撰写，是又经过十几年至梁初才最后完成的①，它有八篇三十卷。
齐、梁之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