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ナ保罟蟪ｂ檬饭僖常韭砥蜕淦脑貌唬俊彼低辏舜舜笮Σ恢埂８呋队侄晕菏账担骸拔液笫郎砻谇涫郑鹞轿也恢！蔽涠ò四辏�550），高欢次子高洋以齐代魏，建元天保。这是魏收一生中经历的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这次事变，他是直接参加者之一，凡“禅代诏册诸文”，都出于魏收之手。事变的当年，他被高洋授予中书令兼著作郎的职务。
在北齐：《魏书》的撰写和改正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成了魏收在事业上真正转向史学的一个契机。文宣帝曾命群臣各言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文宣帝果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天保四年（553），又诏命魏收专在史阁撰史，不必参与行政事务。高洋还鼓励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①当时，负责监修的高隆之，不过挂名而已。参加撰述的还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魏收等人参考了邓渊的《代记》，崔浩的编年体魏史，李彪的纪、表、志、传魏书体例，邢峦、崔鸿、王遵业等陆续撰成的孝文帝至孝明帝的起居注，以及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和当时残存的大族谱牒、家传，还有南朝史书②。他们“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于天保五年（554）三月，撰成纪12 卷，传92 卷，合110 卷（含子卷），“表而上闻之”。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4 卷，《地形》3 卷，《律历》2 卷，《礼乐》4 卷，《食① 参见《魏书》卷12《孝静纪》。
① 《魏书》卷67《崔光传》。
① 魏太武诛史官，即崔浩国史案，事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参见《魏书》卷35《崔浩传》。②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84 页《魏收袭用南朝史书》条，中华书局1985 年出版。货》1 卷，《刑罚》1 卷，《灵征》2 卷，《官氏》2 卷，《释老》1 卷，凡20 卷，续于纪传，合130 卷（如不计子卷，合114 卷）。据《魏书·自序》说：“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
《魏书》撰成后，在北齐统治集团中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还有人指斥《魏书》“妄有非毁”，在“群口沸腾”中，《魏书》被这些人号为“秽史”。文宣帝诏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据说前后投诉百有余人。继尔文宣帝又亲自诘责了一些投诉者，太原王松年、范阳卢斐、顿丘李庶等皆获罪，或因以致死。最后文宣帝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而投诉者相次，魏收无以抗之。当时，因左、右仆射杨愔、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尚书陆操从整体上看待《魏书》，认为：“魏收《魏书》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杨愔对魏收说：“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魏收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他们的谈话，已部分地涉及到“众口喧然”的原因。
《魏书》撰成当年，魏收被授予梁州刺史之职。天保八年（557），任太子少傅、监国史，参议律令。这一年，邢子才写了一首诗赠给魏收，题目是《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说明这期间魏收对于史事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史馆”之见于历史记载，这是最早的。天保十年（560），除仪同三司。这年，文宣帝死；孝昭帝高演即位，改元皇建，魏收任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监史如故。文宣帝的谥号、庙号、陵名，都是魏收所议。孝昭帝考虑到魏史尚未正式行世，诏命魏收“更加研审”，魏收也“颇有改正”。旋诏行魏史，一本置秘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这是《魏书》的第一次修改、行世。
武成帝高湛时，魏收于大宁元年（561）加开府，河清二年（563）兼右仆射，还有诏于玄洲苑阁上为其画像。当时，邢子才被疏出，温子昇已死，魏收大被任用，独步一时。当初“三才”并世，常相訾毁，各有朋党。魏收每每贬损邢文。邢子才说：“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听到后就说：“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不谐，也透露出当时南北文化上的联系。
河清四年（565），武成帝传位后主高纬，他以三十二岁的盛年去当太上皇了。后主天统二年（566），仍有“群臣多言魏史不实”的情况，武成帝“复敕更审”，魏收又做了“回换”，凡所更改，涉及到列传中的个别体例、史文四五事。这是《魏书》撰成后12 年中的第二次修改。经过这次修改后，《魏书》就一直流传下来。
魏收从北魏孝明帝时入仕，经过三个皇朝，历事九个君主，至北齐后主时，掌诏诰，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位特进，达到了他四十多年宦途的顶峰。这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武平三年（572），六十六岁的魏收，在大致了却了《魏书》一案后的六年就死去了。后主追赠他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魏收娶其舅之女为妻，无子，有一女。晚年，以子侄辈年少，申以戒厉，著有《枕中篇》，具见《北齐书》本传。他曾就《齐书》起元事，同李德林有过书信往还，事见《隋书·李德林传》。除《魏书》以外，魏收有集70 卷，已佚。
《魏书》的得失《魏书》的“三十五例”，因例目已佚，无由考察；“二十五序”，俱存，见《皇后传》、诸类传及“十志”之序；“九十四论”，今存九十三论①，以卷74《尔朱荣传》后论篇幅最长，有400 多字；“二表”皆佚，“一启”即《前上十志启》，今存，编于志首。上述例、序、论、表、启，“皆独出于收”②。
《魏书》记事起于北魏拓跋珪（太祖道武皇帝）登国元年（386），并以《序纪》的形式追叙拓跋珪先世历史至二十七代；迄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四月，“诏归帝位于齐国”。它主要记述了北魏148 年、东魏16 年合计164 年的历史，也从一个方面记述了北魏、东魏同东晋后期及宋、齐、梁几朝南北关系的历史。
《魏书》首创《序纪》，叙拓跋氏的由来及北魏统治者历代祖先的历史，虽未可尽为信史看待，但它大致阐述了北魏皇朝的历史渊源，记述魏晋时期拓跋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它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说明北魏皇朝建立的合理性。《魏书》的纪称东晋是“僭晋”，表明北魏才是正统皇朝；称宋、齐、梁为“岛夷”，是把它们视为“自拟王者”的地方势力；以“私署”、“自称”的口气记张寔、鲜卑乞伏国仁等史事，是表明他们并没有得到北魏的策命和认可。“僭伪”、“岛夷”、“自署”等不同的书法，都是从政治上明确表明北魏是正统皇朝的继承者。《魏书》中还处处渗透了一种文化观念，有一种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姿态。它评论东晋皇朝说：“所谓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③它论桓玄、刘裕等人则谓“其夷、楚之常性乎？”④夷夏之辨，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由《魏书》提出来，其含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这里有对立、贬损对方的用意，它毕竟反映了以鲜卑族为首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步。政治上标榜正统，文化上标榜先进，《魏书》作者的这两点撰述思想，是对北魏皇朝作为民族迁移及重新组合之重要历史阶段的新认识。
《魏书》的纪，以《世租纪》和《高祖纪》篇幅最长。《世祖纪》写出了太武皇帝拓跋焘“廓定四表，混一戎华”的武功；《高祖纪》记载了文明太后、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变法的诏书和措施，所谓“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这两篇纪，在记武功、文治上，各有特色，它们反映了北魏历史发展上的两个重要阶段。《魏书》的纪写得零散而没有文采，惟其每于帝纪之后所补叙的史事往往有生动的记载。《高祖纪》后补记孝文帝数事，说他“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孝静纪》后补记孝静帝“禅① 中华书局《魏书》点校本于卷88、92、93、94 之末，均标明“史臣曰”，并注以“阙”字，与今存之数合计，不符。
② 《北史》卷56《魏收传》。
③ 《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
④ 《魏书》卷97 后论。
位”的情景，写道：“帝乃下御座，步就东廊，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又写他至后宫诀别：“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莫不欷殻а谔椤ｆ烧怨钍纤谐滤纪跏疲骸跗浒裉澹阆砘品⑵凇！屎笠严陆钥蕖！！＜俺鲈朴让牛豕倭乓鹿诎荽牵墼唬骸袢詹患醭５老绻⒑合椎邸！诮员耄惺橛移蜕洌Ц呗≈鳌！闭饬蕉尾剐穑直鹦闯隽丝刂男闹竞屯龉鞯谋荨�
《魏书》的传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具有突出的家传色彩。上引杨愔的话，说是在《魏书》中“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如卷27《穆崇传》列举传主家族66 人，卷36《李顺传》列举59 人，卷39《李宝传》列举50 人等。以往的纪传体史书，也有多人合传的情形，但主要是对人物行事有密切关联者合而为传，最多也只限于数人。家传式的合传完全改变了本来意义上的合传的体例和性质，也起不到合传应有的作用，但这样的家传式合传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阀时代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有广泛的反映。卷96 至卷99，依次写了刘聪、石勒、刘虎、慕容廆、苻健、姚苌、吕光，司马睿、李雄、桓玄、冯跋、刘裕、萧道成、萧衍、张寔、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等人，包含了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建立的政权，东晋、宋、齐、梁四朝，以及没有进入中原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这几篇传，写出了当时十分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南北关系。卷100 至卷103，还写到了东北、北方、西北许多民族和外域的情况。它们反映了北魏、东魏在民族交往、中外关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魏书》作者在这方面的历史见识。
《魏书》的志显示出特有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它首创《官氏志》，先叙官制，后叙族姓，卷末载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关于“制定姓族”、“决姓族之首末”的诏书，是反映北魏统治走向封建化和门阀化过程中的重要文献。《魏书》还首创《释老志》，这篇长达13000 字的志文，记述了佛、道二教跟社会的关系，尤其是详载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以及它在北魏的兴衰史。所记所论，主要在于阐明佛教和皇权、教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