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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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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整个灭吴战争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获得胜利。
  羊祜的建议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等人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人骚乱问题,认为那里尚未平定,不应该同时进行灭吴战争。最初晋武帝对羊祜的上疏是大体赞同的,听到反对派的意见,态度又犹豫起来。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说,灭吴与平定鲜卑骚乱并不矛盾,相反,只会促进西北问题的解决。他要求晋武帝尽快完成这一丰功伟绩。但是,除了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外,羊祜的意见没有为众人所接受,灭吴建议被搁置了。羊祜对此十分痛心,他说:“世间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这样好的机会被放过了,怎么能不受再兴办此事的后来者谴责呢?”
  咸宁三年(277),孙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对孙慎进行追击。事后,晋武帝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说:“襄阳和江夏相距八百余里,等我们得到敌人的消息,对方早已离开多日,怎么会追得上呢?调动军队徒劳往返,只是为避免个人受罚,这是我绝不干的事情。”他还认为,曹操置都督府与州治相近,主要目的为防止兵力分散。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能因为战场上的偶然失利,随便迁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阳后,他抱病再一次向晋武帝陈述伐吴主张。后来,因病势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来探病的张华讲:“孙皓昏庸暴虐,现在灭吴可以不战而克。如果一旦孙皓不在了,吴国另立有为的新君。我们虽然有雄兵百万,也不容易灭掉它了。吴国终将成为我们的后患!”在得到张华的赞同后,他高兴地说:“你是能使我志向得到实现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势继续恶化,晋武帝开始着急,要求羊祜带病指挥这场战争。羊祜回答说:“灭吴的战争,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挥不可。对于功名的事,我并不挂在心上。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我会推荐他的。”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终年五十八岁。
  临终前,他向晋武帝举荐杜预接替自己的职务。羊祜没有看错人,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杜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灭亡孙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争。它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分裂割据的状态,使中国重归一统。羊祜虽然失去亲自参加战争的机会,但他为规划、准备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晋武帝在灭吴后的庆功会上流着眼泪,追忆羊祜的功绩说:“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的功劳啊!”并按照汉代封萧何的仪礼,给予羊祜的家庭极其丰厚的赏赐。
  羊祜为人正直。在士族统治的西晋社会,他身为外戚,职居高位,却从不随波逐流,结党营私。有人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所归戴者。”羊祜拒绝说,绝不干树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吴大业,他本人即弃官回乡。由于一直谦让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后,许多僚属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职。他讨厌奸佞邪恶的小人,也不喜欢夸夸其谈的浮华之徒。为此,他得罪了当朝的一些权贵。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经常造他的谣。时人也有顺口溜讲:“二王当国,羊公无德。”羊祜对下属十分谦和。初到荆州,他曾夜出营门游玩。军司徐胤拒绝开营门,并批评他说:“您担负都督的重任,随意外出,是不顾国家安危的轻率举动。”羊祜不但当面接受徐胤的批评,而且从此以后出入十分谨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较俭朴。他的俸禄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于资助亲戚和赏赐军士。死后,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在荆州地区,羊祜有较高的威望。羊祜死讯传到荆州,正是襄阳城的一个大集日。满集的人闻讯莫不痛哭流涕。谁也无心作生意,最后只好罢市。这一天,街头巷尾一片哭泣之声。孙吴守边的将士知道消息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地的老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憩的岘山,刻下石碑,建起庙宇,按着时节进行祭祀。由于人们一看见石碑就要落泪,所以这块碑又名“堕泪碑”。人们主动避羊祜的名讳,把屋室称作门,并改户曹为辞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晋书·羊祜传》记载的《老子传》外,《隋节·经籍志》又收录有《集》二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节杜预①杜预(222—285),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灭吴统一战争的统帅之一。
  博学多通的“杜武库”
  杜预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级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于曹操,曾先后出任护羌校尉、河东太守、司隶校尉和尚书仆射等职,受封为丰乐亭侯。父亲杜恕官至幽州刺史,并以建武将军领护乌丸校尉的职务。
  杜预虽然生长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袴子弟。他从小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对经济、政治、历法、法律、数学、史学和工程等学科都有研究。当时的人曾给他起个“杜武库”的绰号,称赞他博学多通,就象武器库一样,无所不有。他特别爱读《左传》,自称有《左传》癖。
  在杜预的青少年时期,曹魏政府的内部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杜预的父亲杜恕是忠于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书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马懿连朋结党的动向。杜恕因此触犯司马懿,屡遭排挤,被出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彻底击溃以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实际权力。当年,征北将军程喜秉承司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受到父亲的牵连,杜预一直到三十多岁也未能出仕。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相继病死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司马昭接替父兄职务执政。这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有政治军事实力的曹氏余党陆续被翦除干净,司马氏代魏只是个时间问题。司马昭为扩大统治基础,对某些政敌的子弟进行拢络收买。司马昭素闻杜预的才能,极力争取他,亲自把妹妹嫁与杜预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复了杜预袭爵的权力,征辟为尚书郎。司马昭任相国后,杜预改任为参相府军事。
  景元四年(263)五月,魏军兵分三路大举伐蜀。杜预被委任为主力军统帅锺会的镇西将军府长史。魏军攻灭蜀国,钟会联合蜀将姜维谋反,准备杀害同来的魏军将领,以割据益州。次年正月,钟会在实施计划时,被乱兵杀死。魏军监军卫瓘又乘机杀死了解这一阴谋的邓艾。在这场变乱中,钟会的许多僚属丧生。杜预凭借智慧幸免于难。事后,他冒着被卫瓘构陷的危险,当众对卫瓘杀人灭口的卑鄙行径进行指责,认为卫瓘对这场动乱也是有责任的。
  咸熙元年(264)七月,司马昭委托荀勖、贾充、裴秀、郑冲等人改制礼仪、法律、官制,为上台作最后的准备。杜预时任守河南尹,受命参与法律的制定。这部法律即是晋武帝泰始四年(268)颁布的晋律,它上承汉律,下启唐律,对后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响。名义上主持修律的官员是贾充,而实际上杜预担负了最繁重的劳动,全部晋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卷六三八)。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明确区分律(刑法制度)、令(规章制度)最早的定义,晋律的制定正是依据的这一原则,它使晋律较之汉魏旧律的界限更加分明、① 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杜预传》,凡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体系更加完备。杜预还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标准,不是讲道理的书,所以法律应该条目省减、文字简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触犯。晋律以前的汉律,特点是刑罚苛碎、条目繁密,计七百七十余万字,二万六千余条,内容重复,不好记忆,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从中舞弊的机会。曹魏政府虽对此作过改革,但变动有限。晋律依据杜预的主张,对汉魏旧律大刀阔斧地进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余条,十二万六千余字,所以唐人称赞它“实曰轻平,称为简易”(《隋书·刑法志》)。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对其政权支柱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公相塞过,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68),杜预针对这种情况,向晋武帝建议实行考课制度,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但是杜预的建议没有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预因得罪司隶校尉石鉴,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职务。六月,晋武帝启用他出镇边关,先为安西军司,后任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杜预刚刚在秦州就任,他的对头石鉴也到达了这里。石鉴以安西将军的职务都督秦州诸军事,是杜预的顶头上司。当时,杜预所在的陇右地区很不安定,鲜卑人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势力很大,晋武帝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石鉴官报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骑的杜预出击。杜预识破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他顶撞石鉴说,草盛马肥的六月根本不适合同鲜卑人作战,另外政府军队的兵源给养问题也必须集中力量预先解决,所以交战的时间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预把他的意见归纳为“五不可,四不须”。杜预拒绝出兵,激怒了石鉴。石鉴找个罪名,将杜预逮捕送交给廷尉治罪。多亏杜预与皇室有婚姻关系,在“八议”的赦免范围,才保住性命,但仍丢掉了爵位。不久,石鉴在一次战斗中,被秃发树机能打得惨败,事实证明杜预的意见是正确的。
  泰始七年(271)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在酋帅刘猛的带领下武装暴动。由于杜预明于筹略,善于规划,朝廷重新使用他参谋军国大谋。很快,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掌管政府的经济财政事宜。此后一直到咸宁四年(278),杜预一共担任七年的度支尚书。其间,因为石鉴的报复,他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任上,杜预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其中包括常平仓的兴建、谷价的调整、盐运的管理、课调的制定和边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还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进行科学发明。社预制造成功人排新器,并复制出久已失传的欹器。为了解决洛阳的交通问题,他力排众议,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桥。在建桥过程中,从设计到施工杜预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杜预发现当时通行的历法不合晷度,经过计算,纠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订出《二元乾度历》。此历经过验证,终于取代时历,通行于世。
  咸宁四年秋,兖豫诸州郡连降暴雨,西晋统治区域内大面积涝灾,晋武帝下诏求计。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这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晋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材料。由于杜预对当时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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