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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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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
  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
  《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
  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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