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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硫酸钙等的复盐＇ ，寒羽涅（FeS2）和白矾＇即明矾，化学成分为K2SO4·Al2 （SO4）3·24H2O＇，按一定比例置入铁器内，以炭火加热，待溶解且变成红色后即可使用。然后，将赤盐与石灰水拌和成泥，遍涂在一些锻成的方形锡锭上，再将这些锡锭迭放在赤土釜中，封固加热。经过30 日，开釜检视，锡中悉如灰状，按葛洪所说“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赤盐”的成分应为氧化铁（Fe2O3）、硫黄、寒盐等的混合物。金属锡与“赤盐”作用，在有寒盐、石灰等助熔剂存在的情形下，加热即可得到彩色金（SnS2），其反应过程如下：葛洪的这一记载来源于金楼先生受自青林子的“作黄金法”。青林子和金楼先生是西汉初的炼丹家，可见中国古代制取彩色金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葛洪提到的这种方法则是世界上关于制取彩色金的现存最早的记载。中国炼丹术发展到魏晋时期，历来为方士们所推崇的神丹大药就是“还丹”、“金液”。葛洪在《金丹篇》中说，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何为“还丹”，如何炼制，《金丹篇》中并无明确记载。葛洪曾提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就是硫化汞，是炼制水银的原料。将丹砂锻烧，其中所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将汞加以烧炼，会生成氧化汞，而氧化汞加热后又可以游离出汞。这个过程实际是以下的反应：HgS＋O2＝Hg＋SO2，2Hg＋O2 2HgO，说明炼丹家对于合成反应、分解反应以及氧化还原反应有了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反应式中出现的氧化汞（HgO），颜色鲜红，葛洪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区分氧化汞和硫化汞，所以将它误认为是丹砂。葛洪还提到“九转九变”，而这里出现了汞与氧化汞的可逆反应，有些符合“还丹”的含意，但如果说经多次反应制得的氧化汞就是“还丹”，则显得过于简单。《金丹篇》中的“金液”方，是难以破译的丹方之一。例如书中说，“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光石、丹砂，封之成水”，无须起火，“但以置华池中，日数足便应矣”。据推测，这可能是使金的溶解度有所增加（以铁盐为氧化剂，氯化物为络合剂，有反应发生），然后被有机酸还原为胶态金。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过程所得到的胶态金，则与国外炼金术中的“金液”（potable gold）是很类似的①。
在葛洪所推崇的“仙药”中，雄黄（AS4S4）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记述了服食雄黄的六种方法：“饵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饵，或先以硝石化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肠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长生”②，其中列举的第六法所说的“三物”，即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或猪脂）和松脂。用这三种东西按不同组合顺序处理雄黄，可分别得到单质砷或氧化砷。这些化学反应已经为模拟实验所证实③，并在实验中观察到三物炼雄黄需要控制温度，否则超过一定温度就要起火爆炸。因此在古代既有成功的记录也有失败的记录，而后一情况则是原始火药的萌芽。在以上第六法中，“三物”与雄黄合炼的产物“白如冰”，一般来说是砒霜（氧化砷，As2O3）。葛洪的这段文字是我国人工制取纯净砒霜的最早记录，在制药化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铅的化学变化，葛洪在《黄白篇》中也有较生动的记述。他明确指出胡粉＇PbCO3·pb（OH）2＇ 和黄丹（Pb3O4）都是“化铅而作”，即由铅经过化学变化而制造出来的。他还说，“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指的是如下的反应：3Pb＋2O2＝Pb3O4Pb3O4＋2C＝3Pb＋2CO2。
对于铅与铅丹（红色的四氧化三铅），铅白（胡粉，白色的碱式碳酸铅）之间这些化学变化的认识，显然是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到的结论。
从炼丹实践中，人们早已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西汉的《淮南万毕术》中就已提到“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2CuCO3·Cu（OH）2＇ 是天然的硫酸铜，它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时，铁能从中置换出铜而生成铁盐。葛洪在《黄白篇》的记述则更为细致，他引用郑隐的话说，“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由于是在铁的表面涂抹硫酸铜溶液，置换反应仅在铁的表面上进行，所以才“外变而内不化”。这一反应过程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它奠定了宋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葛洪《抱朴子》有关炼丹术的论述，多是科学精华与迷信糟粕并存，其中许多内容隐晦难懂，充满了神秘色彩，因此还有必要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讨。葛洪和医药学葛洪不仅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医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他可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创见最多的医学家。葛洪说：“古① 王奎克：《中国炼丹术中的金液“和华池”》，《科学史集刊》，第7 期，1960 年。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篇》。
③ 郑同、袁书玉：《单质砷炼制史的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 卷第2 期，1982 年。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①，他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②。因此，他在研究炼丹术的同时，对于医药学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博采前人医方和注意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撰成《玉函方》100 卷（《晋书·葛洪传》称《金匮药方》）。此书已佚，内容难以详知，但其篇幅宏大，显然是一部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同时，他考虑到以往的一些备急之作，“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③，对于“贫家野店”来说，是难以立办的，因而在百卷巨著《玉函方》的基础上，编选和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又撰成《肘后备急方》3 卷。《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可供医家随身携带以备救急检索之用，所以近世有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医疗救急手册”。由于该书选方精良，用药也多价廉易得之品，正如葛洪自序所说，方中“卒多易得之药”，即使须买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其灸法也是“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具有非常可贵的实用性和群众性，这也是它一直为后世所重而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肘后备急方》，经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整理修订，并改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明洪武年间，赵宜真（原阳子）又将外科医方增入杨氏附方内。全书后被收入《道藏》，名为《肘后备急方》，8 卷。
《肘后备急方》的内容主要是各种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内科杂病，以及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急症和六畜病的治疗方法。体例大体上是先简略叙述病源，再较详细地介绍病症，以便对照症候即可处方用药。葛洪在《肘后方》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和非常突出的，特别是他对一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症状、预防和治疗作了正确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他对一些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些还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例如关于天花，葛洪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发病时，先在头面和身上出疮，很快遍及全身，状如火疮，疮头上戴白浆，流出来后又产生脓浆。如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大多死亡。治好以后，留有紫黑色瘢痕，要一年多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用煮葵菜拌蒜末服下可治。大家都说在永嘉四年（310）此病由西方向东方流行起来，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曾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病，于是又叫“虏疮”。对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如何传入中国和流行情况、发病的症状、传染性质、治疗及预后等整个过程，都作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和记载。这一记载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关于天花的明确记录。又如关于恙虫病，葛洪提到一种沙虱病，其病状是：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黍米粟粒，用手摸之其痛如刺。三天后，全身骨节剧痛，发烧，以后皮肤上的病变结痂，严重的可致人于死。这一记载包括发热、皮疹、焦痂及其发病经过，均与恙虫病相同。《肘后方》中还提出了用沙虱幼虫虫屑内服或外敷以防治恙虫病的措施。恙虫病一般认为是日本桥本伯寿于1810 年最早报道的，但较葛洪的描述已晚了千年以上。葛洪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疾病治疗学方面，对于医学尚不发达的古代来说，这些贡献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篇》。
② 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篇》。
③ 葛洪：《肘后备急方》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 年。
例如在治疗狂犬咬伤时，他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杀死狂犬，用狂犬脑髓外敷被咬伤伤口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这些方法是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思想提出来的，是否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未证实，但其中所包含的免疫思想的萌芽却是十分可贵的。在免疫学史上，16 世纪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19 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从狂犬脑提取狂犬病毒制备狂犬病疫苗，20 世纪美国病理学家立克次从恙虫体分离出立克次体并制备防治恙虫病疫苗，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创造发明，为人类战胜天花、狂犬病、恙虫病，保护人类健康，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①。追本溯源，葛洪早在公元4 世纪就已提出的创见和记述，就不能不更令人备加赞叹。对于危害人类健康的疟疾，《肘后方》中对其种类和症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并开列30 多首方剂，其中多次用到的“常山”，已被现代证实是一种抗疟特效药。葛洪还提出用青蒿治疟，这种方法不仅在当时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我国现代研制青蒿素的线索，由此发明了一种高效、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此外，葛洪对其他多种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出血热、黄疸性肝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痢疾、马鼻疽等，也都有精彩的和很有价值的记载。他对脚气病的症状描述也很简练精当，所开列的大豆、牛乳、蜀椒和松叶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都是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的药物。欧洲直到17 世纪才有治疗脚气病的办法。他所强调的灸法，他所载录的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食物和药物中毒疗法，也都简便有效，至今仍是在医院里特别是在民间常用的独特的治疗技术和急救方法。葛洪在医学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疠气”概念，指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由于《肘后方》重在医方，并非论述医理，所以他并未对“疠气”概念有所发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把所有热性传染病都归入伤寒，并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已成为葛洪之前的经典观点。“疠气”并不是“寒邪”。这一概念连同“鬼毒”、“相注”（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