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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强调指出，社会既然控制着成员的行为（不论这是否被公开承认），都需要确实地负起责任。他相信人类行为的许多问题过于严重和复杂，因此不能将其交给偶然的机会或畸形的自由与高尚的构想。他指出那些一直信奉自由和高尚价值论的人，一般都忽视了人类行为受环境影响这一要点。他们通过设想人类可以某种方式驾驭外界来取代条件反射的原因一影响概念。另外，在他们的尝试中，总避免强迫控制，抵制任何形式的控制，这就造成他们忽视了注重正强化的益处。
在斯金纳的观点中，社会的主要角色是要建立周密的，系统化的，可使欲望行为达到最大程序的强化。既然人类是可塑的，行为工程学就是核心。环境控制有必要帮助有个人和社会优势的行为形成（例如平和、合作、体谅的行为），应该创立一项计划来形成和保持这些行为。另外，倾向于产生不良问题行为的技术应废除，例如，惩罚和强迫控制一般应予以避免。
罗杰斯把社会总体看作限定而静止的。人类生就要生息繁衍，无论作为个体或作为社会的存在。但父母、老师、雇主和其他人却依靠给他们强加价值观和强迫服从来混乱本能。如果罗杰斯的观点获胜，社会机构（家庭、学校、政府、工作地点）就变成了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建筑。在他的观点中，人类实现的潜力巨大，我们不知道将来潜力发展后人类会是什么样。因此，社会应给予在生活方式和创造出路之间作选择的实验以自由空间。另外，重要的是，社会应允许失败出现而不加责难。人类在进行着“变与不变”的斗争，而社会应保持其适应性，并避免责难不同的尝试以求实践的完成。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人类行为研究理论
弗洛伊德偏爱以归纳方式去处理理论发展。他把不同的评论联在一起从而形成一般概念（这要强于通过设想一个具体方案而建立一个复杂理论）。随着他继续诊视病人，探究他本身的下意识，研究文学和评论社会事件，这些概念也会更改并改善。他并不熟悉实验，也不收集大量数据。相反，他的数据是质量上的，附属于说明的。他集中精力对于个别治疗病历进行深入研究，试图通过注意那些观点的协调与否来鉴定他的观点。
弗洛伊德主张将概念定义开放化，建议一旦观测到新的信息，定义也应随之改变。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多年研究的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著作中。（实际上，没有注意到弗洛伊德在不同的时间对概念赋予不同意义倾向的读者，很可能会错误的理解弗洛伊德心理学。）
然而，弗洛伊德不会轻易或迅速改变他的观念。某一观点一旦形成之后，他一般不愿放弃它，并且并不总是遵照自己关于开放化的建议。无论如何，心理分析理论的历史表明，在漫长的累积中，他作了重要的改变。
斯金纳强调以实验性的方法去获取行为信息。他主张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对机能关系的精确判断（或者通俗地说，原因一结果关系）。自变量是可以用系统的变化去研究它对具体行为的影响的因素，后者被称为因变量。例如，强化时间长度会变化（这是自变量），为了研究这些变化对于鸽子啄食行为的影响（一种因变量）。对于人类，因变量可能是工作或学习成绩的行为。
简言之，斯金纳觉得最重要的是研究可观察的影响行为的因素。实验性的环境可以提供出小心操纵不同因素和精确测出结果性行为的方法。
斯金纳箱提供了一种可客观研究低等动物行为的方法，而研究的结果形成的基本概念可以在人类水平上检测。准确的控制和测量方法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举例来说，如果研究强化的变化效果，可以首先收集基本资料。基本资料可以对变化之前的行为频率和变化之后的行为频率进行比较。
根据“理论”一词的通常含义，斯金纳并不具有理论。他否定抽象概念和正式假想试验的作用。他相信研究在无理论的情况下仍在有效进行。事实上，他觉得理论可以从找出原因的基本目的分离出来。因为他们可能错误的代表了基本事实，得出高于事实的错觉，结果只能是无效方法的持续作用。总的来说，斯金纳认为理论试验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事，心理学家应专心于收集资料并将资料和可观察的变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理论”指的是收集分析的资料的正式化表述，这一概念才有用。换句话说，斯金纳承认需要将重大研究结果以有意义的方法联系起来——旦得到研究结果，这个说明性的手段区别于利用一种相对抽象的理论来形成假设并进行检验，这种被心理研究者采用的普遍的实践方法却使斯金纳皱眉头。
像弗洛伊德一样，斯金纳专心于独立病历的研究，虽然这些病历中，老鼠或鸽子的试验情况比人类治疗情况多（最近，其他行为学家也针对人类行为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作了大量研究）。斯金纳相信行为科学应该可以精确控制有机组织的行为，并不满足于“一般来说”的说法。对于使独立有机组织行为发生具体变化的环境因素，他做了细致的分析，并运用这种方法发展了准确的行为概念。
虽然弗洛伊德的研究包括了个体的广泛研究，他并不相信确切说明行为是可能的。弗洛伊德的处理方法不期望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确切科学，也就说是，弗洛伊德的数据是质量上的，而斯金纳的是数量上的。
罗杰斯指出客观的、量化的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如斯金纳所使用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然而，他也很强调主观的知识（了解自己）和通情的或人际之间的、现象学的知识（了解他人的主观状态）。他认为使用所有这些途径都是必要的——客观的、主观的、通情的。罗杰斯在对研究人类的方法的推荐上是包含的，而不是排斥的，他认为一个好的行为科学取决于将这三种研究方法整合起来。对于他来说，没有绝对肯定的通向“真正的”科学知识的途径，应该以整合的方式来使用不同的方法以达到对人类行为完整的了解。这与斯金纳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斯金纳认为只有一个科学，只有一种基于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他在1962年与罗杰斯的对话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虽然罗杰斯强调所有三种研究方法都很重要，但他认为最基本的是主观了解。他感到科学总是开始于内部参考框架；这就是说，内部主观体验为明确表明的假设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材料。他相信即使敬畏客观和量化科学手段的严格的行为主义者，也是从感觉和预感开始（内部主观体验），逐步开始某一方向的研究。罗杰斯认为创造性的内部假设来自于个体的体验，然后这些假设又通过进一步的体验得到检验，最后达到正式表达的概念阶段，可以被客观的科学方法所检验。
罗杰斯指出，即使假设得到了客观检验，客观证据也应符合主观体验；符合不好的证据比符合好的证据会受到更严格的评价。他举对超感官感知的研究为倒（见万安的《行为主义和现象学》一书中罗杰斯的文章，1964，P。114）。虽然有证据证明超感官感知的存在，许多心理学家都强烈地排斥这一现象，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的主观期望。总而言之，罗杰斯认为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科学步骤的一个方面，这一事实必须引起注意。
根据罗杰斯的观点，弗洛伊德在他对无意识和非理性本质的观念中卷入太深，激进行为主义者太注意把人作为物体进行研究。罗杰斯则建议把人看作更有意识和更理智的动物，努力去了解他们的主观体验。罗杰斯使用研究数据支持他对于人类行为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未将这些数据看作具有特别的科学价值。他相信有一种称为“整体的人”，他看到用各种手段去了解个体的价值。
罗杰斯常常表明，自己认为心理学家大多都太严格地遵守传统和窒息的研究方法和统计设计的现点。（见《美国心理学会追踪》，1985年5月，P。16。要得到更详细的描述，见《朝向更人性化的人的科学》，《人文主义心理学杂志》，25，1985，7…24。这篇文章还载于科斯根堡和亨德松的《卡尔·罗杰斯文选》一书。）他们不应该总是对使用某种方法和设计那样关心，而是应该保证他们自己（1）有足够的信息，有敞开的思维；（2）可以“进入内部竹——即能够进入被试体验的内部世界，同时保持客观性；（3）能够避免不成熟的或主观的结论；（4）能够以清晰的、组织很好的方式介绍研究发现。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对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看法——破坏性的攻击
弗洛伊德非常关心我们的破坏倾向。他认为这一倾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死亡本能的产物。例如，在1932年写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表达了他关心战争的原因是侵犯冲动，它永远不会被完全消灭的观点。然而，他建议通过在人们之间建立情感联系（例如，共同的兴趣会引起人们之间的认同，或一种“社区的情感”）和通过加强人们的有意识的理智和控制功能，侵犯冲动可以被部分地控制。另外，弗洛伊德理论认为，侵犯冲动有时可以被转向为社会建设性的活动（即可以被升华），某些对攻击的阻挠（如道德价值），在社会化过程中可以得到发展。尽管这些可能的控制天生攻击倾向的手段存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对文明有效对付攻击问题总的来说是悲观的。
斯金纳认为在某种类型的攻击反应中（例如，当身体受到攻击时打或咬）也许有先天的成分，这是进化历史中这些反应对物种生存贡献的结果。然而，他对有害的、破坏性的行为的解释主要放在影响个体的环境因素上，如过去和现在的强化机制。例如，如果攻击行为可以“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你就可能重复这类行为。
根据斯金纳的思想，如果世界可以被变为不给破坏性的攻击行为以报酬，这种行为的频率就会大大减少。“报酬”可能是拿开反感东西，如来自另一个人的威胁，或得到某种积极的东西。前者是负强化，后者是正强化。减少有害的攻击行为，需要改变对这种行为进行负的和正的强化的条件。
罗杰斯的理论指出，伤害性和不合理的攻击行为往往被那些没有完全机能的人所表现出来。有完全机能的人（指那些更多触及内心经历和透视周围世界的人）不太希望有破坏性的敌对行为，这类个体是期望有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产物，如果他们有攻击行为，很可能在现实中是合适的——即合理和合适的。
罗杰斯强调人类具有理性化和对环境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如果适当环境存在，这种能力也会自然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接受无条件的积极尊重）。因此，罗杰斯针对人类破坏性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创造一种环境可以使人类基本潜能得以释放。（当提到破坏性的攻击行为的问题时，弗洛伊德和罗杰斯对人类本性理论的分歧也反映出来。）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罗杰斯和斯金纳在控制人类行为理论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