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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将恶化成由顽固的军官领导的游击战。但是，天皇在内阁和政界元老的劝说下决定投降，干8月14日接受了同盟国的最后通牒。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上，举行了正式的投降签字仪式，麦克阿瑟将军、尼米兹海军上将和盟军高级军官出席了这一仪式。
三、世界历史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对欧洲的全球霸权的破坏，这一破坏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总的说来，这两次大战对世界历史具有相似的意义。不过，它们在细节上存在着种种差别，这些差别对当今的国际舞台有着重要意义。比起先前的霍亨索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欧洲和亚洲旧秩序的破坏要大得多。德国人侵占了整个欧洲大陆，日本人则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但是，这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它们到1945年已不复存在，留下了两大包括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内的权力真空。同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差不多，这两大权力真空的存在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使各交战国不能在1945年之后立即达成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
两次大战战后时期的另一差别是1945年以后殖民地臣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这与1918年以后帝国权力的加强形成鲜明对照。20年内，欧洲诸幅员广大的帝国几乎全已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说，这20年是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衰落的20年。但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日益统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传遍全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既是欧洲衰落的时期，又是欧洲胜利的时期——这一点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第二十六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国分裂。
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导致了革命对西欧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6年中，他们经常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许多人还因逃难、作苦力或被监禁而不得不离开家园。平民中被打死的达100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则达1500多万。这一伤亡数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数字的两倍，所蒙受的物质损失则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物质损失的13倍。
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的家园，战争给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助机构将120O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想革命。
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对整个欧洲的占领同样是决定性的。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是一种由莫斯科指挥的、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争年代中，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两个月后，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在这一宪章中，他们以理想主义的措词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第二个月，美国和苏联又签订了《美…苏租借协定》；这两个协约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6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这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应该指出，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象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的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战争初期，他们确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这一宪章由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在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甲板上签署。它规定，战后的世界应没有贫穷和恐惧，在这个世界中，未经有关民族同意不能改变领土现状，每个民族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国家的经济机会均等，解除侵略国的武装。不幸的是，人们没有为明确地、切合实际地应用这些理想主义的原则去解决等待着和平结局的各种问题而作出什么努力。1943年，在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和德黑兰召开的会议都主要致力于军事战略，战后问题只是偶然地、笼统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正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驱使庄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为了应付战略形势不利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顺地遵循克里姆林宫会时的方针。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知道斯大林满不在乎地处置他们的国家，他们是否还会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总之，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铁托当时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一味顺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11月7日，丘吉尔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说：“依照我的看法，在为换取在希腊的行动自由而向苏联付出我们的代价之后，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动用英国军队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皇家希腊政府。”明确地说，丘吉尔的问题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以使国家政权转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给提了出来，但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促成了一场最终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该地区。
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应许希腊进行选举和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样，丘吉尔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会，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的、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引起战后重大冲突的一个原团是未能就保证西方进入首都柏林这一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此外，西方盟国和苏联早些时候已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前，每个大国应对其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所经过的那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实行监督。正如美国一位代表詹姆斯·F，贝尔纳斯后来所说的那样：“问题不是我们将让苏联人做什么，而是我们能说服苏联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这种情况，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边界，苏联将得到经过修订的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寇松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对于这一点，雅尔塔会议原则上一致同意，但推迟了作出最后的、明确的决定的时间。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的政策声明即《关于已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在理论上驳斥了流亡政府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