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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巴基斯坦形势与走向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巴基斯坦形势出现急剧转折，主要表现为：国内民主政治随穆沙拉夫军人上台执政再次受挫；经济大面积下滑；外交重心明显向伊斯兰世界倾斜。
1。民主政治发展再次受挫
（1）巴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回顾。1947年8月14日，英国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巴基斯坦制宪议会，巴基斯坦宣告独立。巴独立之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早在1949年就提出在巴建立“主权属于真主，由人民选出的代表行使主权”的民主建国目标。1950年9月，巴制宪议会尝试议会制政府即设两院和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政府。1956年，制宪议会通过巴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巴为伊斯兰国家，实行议会制度。1958年10月7日，巴总统在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的压力下宣布实行军法管制：取消宪法、解散中央和省立法机构和政府。阿尤布·汗为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27日，阿尤布·汗解除米扎尔总统职务，建立军人统治。巴建立民主政治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1969年，东巴基斯坦暴力蔓延，阿尤布·汗辞职，将政权交给陆军总司令叶海亚·汗将军，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叶海亚·汗下台，人民党主席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接任巴总统和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1973年，国民议会通过巴新宪法。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推翻布托并以谋杀罪于1979年对布托处以绞刑。1988年11月，巴基斯坦人民党在选举中重新执政，结束近十年的军人统治；12月，吴拉姆·伊沙克·汗当选总统，贝·布托任总理。
（2）政治动荡使民主政治再次受挫。1997年2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在大选中获胜，谢里夫出任总理。谢里夫吸取90年代初巴国内因党派争斗而耽误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他一上台便利用本党在议会中的强势地位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哈克时期的宪法第八修正案，取消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和联邦内阁的权力，并将总统解散省内阁、任免省督、三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最高法院法官等权力归还总理。另外，巴议会两院还通过旨在严禁议员叛党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旨在打击教派暴力的反恐怖法。与此同时，他雄心勃勃地于1998年初宣布《2010年远景发展计划》，但这些均被1998年5月印巴核试验及1999年巴印卡吉尔冲突造成的国内政治经济动荡所中断。
首先是执政党联盟分裂。谢里夫政府时期的国民议会共217席，巴穆盟就占134席；参院87席，巴穆盟占30席。两院主席均为巴穆盟成员。但随谢里夫权力不断增大，引起其他政党不满。1998年11月，巴人民党与信德省15个政党和社会人权组织成立“信德恢复民主联盟”，以抵制政府设立军事法庭等严厉措施。政府在修建卡拉巴水坝等大型工程上突出旁遮普省的利益，招致其他省份的不满。1998年2月，巴穆盟的长期盟友西北边境省的人民民族党退出省联合政府；8月，俾路支民族党和民主祖国党以及信德省的统一民族运动党先后终止与巴穆盟在省和联邦议会的合作，退出中央和省联合政府，使巴穆盟失去了主要盟友。在野反对党力量结成“大民主同盟”，要求谢里夫政府辞职。与此同时，政府与军方矛盾日见加深。1998年10月，谢里夫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卡拉麦特呼吁设立由军人和平民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而迫使卡拉麦特辞职。1999年1月，谢里夫启动核试后缓和印巴关系的进程，受到暗杀未遂事件的威胁；2月，印巴两国签署《拉合尔宣言》，受到国内及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组织的激烈批评，当时已有传言说谢里夫向印度出卖了克什米尔。7月，谢里夫在卡吉尔冲突中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向印度妥协，单方面从印控区撤回伊斯兰武装战斗人员，此举遭到巴军方的强烈不满。10月12日，穆沙拉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谢里夫政府。15日，穆沙拉夫发布宪法1号令，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中止宪法，解散联邦和省议会。根据临时宪法，穆沙拉夫出任首席执行官；随后成立了具有过渡性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由8名专家组成的新内阁。至此，自齐亚·哈克1985年启动的在巴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政治进程再次中断。
（3）军人统治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巴军事政变后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呼吁恢复巴基斯坦的民主，称政变“将使南亚地区的局势更加不稳定”；印度外长辛格表示与巴谈判必须在巴恢复正常之后才能进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巴政变表示遗憾，呼吁巴军方尽快恢复文官统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康德苏称：如果巴不能恢复国内民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停止给予巴的经济援助。他在接受法国一家电台采访时表示，巴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而巴目前政治局势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欧盟敦促巴立即恢复文官统治，并宣布它将延期和巴政府签定伙伴关系协定。英联邦国家秘书长埃梅卡·阿尼奥库说，在巴发生的事件是对民主的破坏，巴将因此而孤立；如果巴实行军事统治，巴将被开除出英联邦。国内方面，穆沙拉夫也面临着不同方面的压力。巴两大政党人民党和巴穆盟都要求恢复民主政府并为各自的领导人贝·布托和谢里夫恢复名誉。军政府指控谢里夫及其6名同谋犯有劫机、叛国以及谋杀等多项罪名。国际社会对此极为关注，1998年12月22日，美国白宫在给谢里夫的家人的一封信中表示：克林顿极为关心谢里夫先生和其他被拘留的人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其审判的司法程序是否完全合理合法。审判谢里夫的结果是对穆沙拉夫军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而谢里夫在开庭以前告诉记者：“军政府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2。经济严重滑坡
外资减少加重了国内的经济困难，农业减产和国防开支增加加重了财政负担，巴政府面临着重大的经济压力。
（1）经济发展计划受挫。1998年2月，谢里夫政府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2010年远景发展计划》，提出要在2010年前在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及良好的管理体制，并使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升至7。4％。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对巴实行经济制裁，使巴经济陷入极大困境。与1997—1998财年相比，1998—1999财年经济增长率从4。3％下降到3。1％；工业产值从6。8％降到3。8％；出口比1998年减少11。7％；农业生产从3。8％降到0。4％；农业主要作物如棉花、蔗糖、小麦、稻谷、玉米的产量增长从8。3％降到0。6％。截止到1999年12月，巴外债已达38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以上，占政府经常性开支的56％，而巴整个税收规模只占巴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为增加税收，巴政府已将国内的各种汽油价格上调，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这迫使巴政府从商业银行的借贷增加。巴外汇储备只有14亿美元，仅够三周进口支出。1998—1999年巴预算赤字估计占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6％。因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巴的整个外贸按美元计算缩小近7％。由于国内投资减少和需求不足，国民储蓄从占GNP的14。2％已降到11。1％；外国私人投资减少50％。
（2）国防经费增加，财政包袱沉重。1998—1999财政年度预算总支出为6063亿卢比。其中经常性开支为4957亿卢比，用于发展项目的开支为1106亿卢比，用于偿还债务的开支为2756亿卢比。政府经常性开支占预算总支出的比率由上年度的83。7％降为81。8％，用于国防的开支为1450亿卢比，比上财年增加了8。4％。国防开支和用于还债的费用仍占政府经常性开支的84。8％。新国防预算可能不包括核计划开支。如再考虑到发展核武器的费用，巨大的财政支出已成为巴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3）经济振兴难见成效。1999年12月15日，巴基斯坦首席执行长官穆沙拉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巴新政府制定的经济改革计划，其中包括推进私有化、降低国内借贷成本、消除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非发展性开支、鼓励海外巴侨向国内汇款以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成立有效率的借贷管理制度等。他提出政府今后将主要从发展农业和中小型企业、加快石油天然气开发和发展信息产业及软件业等领域入手，努力使巴经济尽快摆脱困境。西方金融机构以“巴恢复民选政府”作为追加对巴贷款的条件，巴现政府不可能近期满足这些条件。巴目前国内政党活跃，谢里夫领导的巴穆盟从政变所受的打击中迅速恢复，巴高院对谢里夫一案的审理一拖再拖，这一切使巴国内政治的变数进一步增大。巴国内政治不稳将严重影响外资的流入，如没有大量外来投资，巴新政府经济振兴计划无异于一纸空文。
3。在全面发展大国关系的同时，巴外交加速向伊斯兰世界倾斜
巴政府推行务实外交政策，注重发展与大国关系，但其外交向伊斯兰国家倾斜的速度近年来有所加快；由于历史积怨太深，印巴关系近期难有好转。
（1）巴美关系稳中有降。80年代，出于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需要，巴美间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90年代初，美以巴坚持发展核计划为由停止了对巴的经济军事援助。1989年签定的巴购买美38架F16战斗机合同迟迟不能兑现，美巴关系一度冷淡。1998年4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森访问南亚，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核试验后为缓和国际压力，巴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表示愿意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1月，谢里夫总理访美，巴向美承诺不向第三国出售敏感材料和技术，美也在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归还巴购买美F16战斗机款项问题上作出让步。美巴关系有所改善。但在1999年巴印卡吉尔冲突中美国明显偏袒印度的立场及巴政变前后美国干涉巴内政的做法，使两国关系出现倒退。自从谢里夫在卡吉尔向印度单方面妥协并由此引发政府与军队不和后，谢里夫曾派其弟和后来被谢里夫宣布接替穆沙拉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的三军情报局局长齐亚·乌丁到美国访问，接着美国便由国务院发出巴军方不要发动推翻民选政府政变的警告。政变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对巴基斯坦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导致当地的民主政体和宪法受到挫折感到遗憾。”美国总统同英国首相布莱尔就巴政变进行了电话磋商，两位首脑会同盟国一起向巴军政府施压，并表达了使其尽早恢复宪政的立场。美国带有倾向性的表态引起巴军政权乃至国民的不满。1999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