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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的地位到底如何？我们不妨先看看韩非子讲的笑话，虽然他是个严肃的人，而且口吃，不过偶尔讲起笑话来，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这个故事是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妻子求神明保佑，许下心愿：让我凭空得到一百束布匹吧。他的丈夫就很不满了，抱怨道：这也太少了吧。妻子说道：如果更多一点，你就会去买妾了。
故事里头描写的显然是一对平民夫妻，可是他们居然商量着买妾进门，这意味着，在市场上妾的价格不高，当然可能要比一百束布匹高一些，但也高不到哪里去。
《孟子》中所说“齐人有一妾”的故事中，那“齐人”是个乞丐，但他也有妾。妾的价格如此低廉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很快引起政治家的关注，西汉的《盐铁论》就记载了一位贤良的看法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
也就是说，古代流行的是一夫一妻制，除了王公贵族，平民纳妾是不提倡的，不过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到了西汉，更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了。现在则被提升到“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的阴阳不协的政治高度上。
事实上，历朝历代并不提倡平民纳妾，而且还有所限制，这点倒是可以从《明会典·律例四》中得到旁证：“民年四十以上无子听之。”也就是说，老百姓纳妾需要满足两项条件：一是四十岁以上；二是没有孩子。由此可知，政府对平民纳妾是有限制的。
准确地说，娶妾其实是作为对王公贵族的一种酬佣，一种福利，所以《白虎通义·嫁娶》更明确地指出：“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重继嗣也。不备侄娣（指不能像天子和诸侯那样有侄娣从嫁）者何？北面之臣贱，势不足尽人骨肉之亲。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礼也。”
不过既然“富者盈室”，老百姓当然不服气，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应该说，有部分原因是老百姓为了争取自己的性权利而做的斗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如果不信，看看其理论指导书《太平经》就知道了，上面就特意提到“一男二女法”：
太皇天上平气将到，当纯法天。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以象阴阳。阳数奇，阴数偶也。乃太和之气到也。故使一男二女也。
一男两女，这就不是一夫一妻制了，而是一夫多妻制，而且上升到阴阳天人感应的政治高度。书中还提到王者可得到更多的女子，每州一个，以应九州之数。
七去与三不去：中国古代的婚姻法
以前的离婚也像今天的离婚大战一样，也要有外遇啊感情不和啊夫妻生活不和谐之类的理由，不过这些理由都是为男同胞考虑的。
《后汉书·应奉传》的附注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叫邓元义的人，他的父亲邓伯考是朝中的尚书仆射。邓元义先回了老家，他的妻子就留下来伺候婆婆，虽然非常孝顺，却不被婆婆所喜欢。婆婆整天把她锁在空房里头不说，还不给她足够的饮食，以至于邓元义的妻子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但是她一点怨言也没有。有一天公公邓伯考感到奇怪，就问原因，他的孙子邓朗已经长大，懂事了，就告诉自己的爷爷，母亲没有病，就是一直吃不饱。邓伯考忍不住哭了，说道：“没想到婆婆对媳妇居然这么不好。”因此把邓元义的妻子遣送回家，劝其改嫁，后来邓元义的妻子嫁给了将做大匠（官名）的华仲。邓元义回来之后，有一次在路上看见坐车出游的妻子，告诉周围的人，这是我原来的老婆，不是她不好，而是我的母亲对她太残酷了。
以前的离婚也像今天的离婚大战一样，也要有外遇啊感情不和啊夫妻生活不和谐之类的理由，不过这些理由都是为男同胞考虑的（做一个古代的男人就是幸福哇），《大戴礼记·本命》记载：
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翻译成白话：第一条是不孝顺父母，第二条是不能生育出男孩子，第三是乱搞男女关系，第四条就是嫉妒，第五条就是身染重病（因为这会增加男方的家庭负担和社会形象），第六条是多嘴多舌，第七条是盗窃。
不过最常见的离婚理由主要是第一条和第二条。
第一条所谓的不孝顺父母，往往是婆媳不和。曾经有首歌曲很流行，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堪称婆媳大战中媳妇的心声。
《礼记·内则》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可见“出妻”不是决定于丈夫，而是取决于公婆。
《后汉书·鲍永传》上说：“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连在公婆面前叱狗也要被“出”了，没天理啊！在这里为全体古代女性默哀三分钟。
而《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鲍永、姜诗本来默默无名，由于孝母休妻，一下子出了名，永载二十四史，可谓是“赚翻”了。
至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刘兰芝，《钗头凤》中陆游和唐琬的悲剧，归根究底，也是因为第一条。
第二条是因为古代以子嗣为重。即便贤者如顾炎武，在《规友人纳妾书》中也写道：“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
因为无后的缘故而纳妾出妻，是得到整个社会舆论支持的，自然有不肖之徒因为喜新厌旧借这一条抛弃发妻。比如魏时有个平虏将军叫刘勋，他的妻子叫宋王，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家的女儿，就以宋王“无子”而把她“出”了。其时，两人已结婚二十多年了，要“出”早该“出”了。
由于“七去”的解释权在男方，随意性很大，特别是口舌、嫉妒等条目，更是很主观的判断，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而婚姻大事，关乎宗法人伦，礼教也不允许男方太过分地行使否决权，于是又规定了“三不去”。
什么是“三不去”呢？《孔子家语》上说：“三不去者，谓有所娶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
为什么呢？“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取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其实也就是民间流传的“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七去”、“三不去”据说曾载于汉令，今已不可考。唐律则规定：“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清律则规定：“凡妻无应出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辑注云：“七出，于礼应出，三不去，于礼应留；义绝必离，姑息不可；七出于礼可出，未必即谓之应出，与义绝不同。”
可见事实上，法律对“七出”还是留下很大的宽缓的余地的。
野合而生的孔圣人：上古时代的野合风俗
原民认为野合可得天地之气而有益健康，同时有利于谷物生长。
在新疆呼图壁的大型壁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图画中位于上边的大人们阳具勃起，正在做性交动作，而下方有两排欢跃的小人，这既是对性交的褒扬，也是对生育的礼赞。学者闻一多说：“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结子的欲望在原始女性是强烈得非常，强烈到恐怕不是我们能想象的程度。”“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存在而存在的。”
古人把性交譬为“云雨”，这是因为他们把女子的肚腹看成是土壤，把男人的精子看成是种子，如果没有云和雨，自然也就没有收获。同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自然就成了分娩的最佳时机。分娩最好在野外进行，因为这样可以收纳天地之气，使得分娩顺利；同时，分娩又有利于使土地肥沃，得到丰收。
原民在由渔猎阶段过渡到农耕阶段后，越来越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因此将男性生殖器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将男根的象征物称为“田祖”、“田主”。这种关系扩大为天和地、阴和阳，于是男女要交合才好，才是事物的生机。这便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因此原民又创造了姜螈这位大地女神的形象，她生育的儿子也以谷物“稷”命名，后来推土而成的“社”演化为土地神，大地所生的“稷”演化为谷神，“社”和“稷”联在一起称作“社稷”。
春秋时候，郑国久旱不雨，国君向自己的大臣子产询问，子产回答说这是因为全国旷男怨女太多了，阴阳不调，所以风雨不顺。于是国君就采取了一些措施，谐调婚嫁，男欢女悦，于是天降甘霖，旱象解除了。
这一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君人者不当使男女有过时而无匹偶也”。如果怨女旷夫很多，人间性关系不顺，那么自然界也会出乱子，古代的臣下以此谏君者甚多。
桑木，又叫扶桑木，本意是传说中的太阳树。远古时期每个文明都有太阳神崇拜，桑树的意义如此重大，自然要将其栽种于神圣的祭坛“社”的周围，桑林则成了“社林”和“社木”。
原民认为野合野外性交，可得天地之气而有益健康，同时有利于谷物生长，因此经常在桑社里组织自由性交。在这个场合中，男女放怀无忌，无分老幼，纵情交合，慢慢地就形成上自天子、下自庶民都认可的集体活动。据《礼记·月令》载，凡到仲春之月，候神鸟都飞来了，天子一定要亲自率领后妃嫔娥，抬着猪牛羊等上等供品，祭祀太阳神，还要将象征男女性交的弓箭供奉给高媒神。《国语·鲁语》中曾记有鲁庄公如齐观社的故事。所谓观社，其实就是去观看女人的裸体舞。
有桑社就有桑林之舞，在这种舞蹈仪式中，男女双方都可以放肆地挑逗对方，求得对方的回应。相近于桑林之舞的还有万舞，这是为了纪念女娲这个媒神而设立的“高媒之祀”典礼中一个活动。春秋时楚文王死后，其弟子元想追求寡嫂，就跳“万舞”来挑逗她，可见“万舞”中性意味、性刺激是相当强烈的。因此闻一多就说：
是祀高祺用万舞，其舞富于诱惑性，则高祺之祀，颇涉邪淫，亦可想见矣。
一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都在这种地方停下脚步。《楚辞·天问》中说：“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这是说他走到涂山的时候，看见漂亮的涂山姑娘，正巧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