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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这么颇为重要的一番话：“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遵照蒋介石的意思，许孝炎提出了在海外的三个人供蒋介石选用：曾经担任过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担任过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担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以为三人均可，请许孝炎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然后从三人中择一前往北京。许孝炎回到香港，经征求意见，童冠贤摇头，陈克文和宋宜山点头。
经过比较，蒋介石最后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宋宜山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这一机要职务，蒋介石信得过；
第二，宋宜山的胞弟乃宋希濂，是国民党中将，正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宋宜山以探亲名义前往北京，“名正言顺”，不大会受人注意。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氏。一九二四年，宋希濂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蒋介石的学生。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一九三七年任西安警备司令。此后，历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司令，华中“剿匪”司令。
一九四九年初，西南吃紧，蒋介石调宋希濂出任川湘鄂绥靖专署主任，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宋希濂手下尚有数万兵马，在慌乱中节节败退。宋希濂本人于十一月十九日被俘于大渡河北岸一座小庙之中。宋希濂被俘后的一幕，颇为有趣。一位首长模样的解放军来看他。他称之“军长”，对方摇头；呼之“师长”，也摇头。原来，那人叫阴法唐，是一个团长，令宋希濂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解放军的追兵起码是几个军。当时的情景如下：
阴团长见宋希濂这般误会疑虑，连忙摇头笑着说：“我不是军长，也不是师长。我是五十二师一五五团的团长。沿大渡河在后面追击的先头部队只有我这一个团，确切地说，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加强营。”宋希濂一听说，在后面追击他的只是一个团，而且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便“唉”地长叹了一声，懊悔地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我总以为在后面追击我的有几个军，有情报说是九个军。早知如此，就是有三个团、五个团，我也有力量……”这回轮到宋希濂大叫“亏得冤枉”了陈宇：《宋希濂怎样兵败被俘》，台湾《传记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从此，宋希濂成了阶下囚，他先是被关在重庆的白公馆，跟当年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等关在一起。王陵基笑称在白公馆过着“四望”生活：“夜里望天亮，早上望吃饭，中午望晚饭，晚上望睡觉。”宋希濂那时成天和他的黄埔军校一期同学钟彬下象棋。
后来，宋希濂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被俘的国民党要员们关押在一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其实是人们叫惯了的俗称，只是由于附近有一所名叫“功德林”的庙宇罢了。那里的前身，是京师第二模范监狱，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内有三百五十多间监房，可容一千多名犯人。
一九五七年四月，宋宜山从香港来到了北京。他是为了到功德林探望弟弟宋希濂而来的，所以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他一到，一位名叫唐生明的人便与他联络。唐生明乃国民党名将唐生智之弟。唐生智是湖南东安人，担任过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南京卫戍司令。他跟宋希濂不同，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通电起义，投向中共。所以他与“功德林”无缘，而是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唐生明的安排下，宋宜山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便接见并宴请他。这表明中共对于蒋介石来使的重视。周恩来向宋宜山面谈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关原则。周恩来说，具体问题将由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他会谈。
也真巧，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这样，宋宜山、唐生明、李维汉，三个湖南老乡聚在一起。在会谈中，李维汉向宋宜山阐述了中共关于台湾问题的四项原则：
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这四项原则，实际上也就是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设想。在会谈之余，宋宜山到“功德林”看望了弟弟宋希濂，也在北京进行了参观访问。五月，宋宜山回到了香港，向许孝炎作了汇报。许孝炎嘱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转呈蒋介石。
宋宜山在报告中写了与周恩来、李维汉会晤的情形，也写了北京欣欣向荣的景象。
蒋介石阅罢，大为不悦。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今后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
此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宋希濂获特赦出狱。一九八○年赴美。他在言辞之中，对中共颇多赞语。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台湾《中央日报》斥之为“中共鹰犬”。而同年六月，台湾政论家李敖发表长文，题为《鹰犬将军》，为之申辩。宋希濂晚年从事写作长篇自传，耐人寻味的是，该书出版时，他竟用《鹰犬将军》作为书名。他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书名，坦然道：“若不是别人奉送，自己再冥思苦想也是想不出来的。”一九九三年初，他病逝于美国。他的胞兄宋宜山，一九七二年因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章士钊追悼会，被蒋介石以“附共”之名，撤销了立法委员职务。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万炮齐轰金门震惊了世界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整，全世界被金门岛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所震惊。
如同急风暴雨，在短短的八十五分钟内，三万发炮弹密集地落在金门岛上。
岛上的蒋介石部队毫无思想准备。倾盆而下的炮弹，一下子使驻守金门的蒋军三位副司令赵家骧、章杰、吉星文丧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金马防区上将总指挥胡琏和美国军事总顾问差一点被炸死。蒋军伤亡达六百多人……
这阵突如其来的猛烈炮击，使海峡两岸形势骤然紧张。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和平景象消失了。蒋介石接到金门告急电报，大吃一惊，以为毛泽东下令攻占金门岛，甚至以为这是进攻台湾的信号弹。
万炮齐轰金门岛，这命令确实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对于中共来说，金门有着难忘的一箭之仇……那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终于歼灭了汤恩伯所率的蒋军两万七千人，占领了厦门。他们马不停蹄，在十八日便下达了进攻大小金门岛的作战部署命令。
金门岛位于厦门东北，离大陆最近处只有五海里。金门分大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大金门岛面积为一百二十四平方公里，小金门岛面积则只有十五平方公里。
毛泽东于十月二十五日曾以军委名义，给十兵团下达如下命令：华东局并告华南局：同意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时电所提十兵团解除出击潮汕的任务，以便于攻克金门后迅即部署福建全省的剿匪工作。
军委
十月廿五日
第十兵团司令员为三十四岁的叶飞。他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县人。他对于厦门人熟地熟，因为他当年和二哥叶启存是在厦门中山中学读书的。一九二八年，他加入厦门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在项英的领导下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一度被捕。一九三一年他离开了厦门，翌年加入中共。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后来，他成为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实际上就是由原先的新四军演变过来的。叶飞率队在山东孟良崮曾大胜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张灵甫，又率部从上海打到福州又打到厦门，重回他当年走上红色之路的地方，心情是非常激动的……驻守金门的汤恩伯获知中共部队集结欲攻金门，急忙于十月二十日电告蒋介石，声称“金门即将不守”。
蒋介石得知，立即回电：“金门不能丢，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
蒋介石急调胡琏兵团增援金门。
叶飞得知胡琏兵团从台湾向金门增援，决定抢在胡琏兵团到达之前，攻下金门。
进攻金门，是在十月二十四日晚七时开始的。十兵团下辖的第二十八军第一梯队登船，向金门岛扑去，于二十五日凌晨二时登陆。按照计划，第一梯队登陆后，船队要马上返航，以便运送第二梯队上岛。意想不到，当时正是涨潮最高峰，国民党军队在海滩所布下的障碍物被潮水所淹没，许多船冲到了障碍物之上。潮水稍退，船队受阻于障碍物，无法动弹了。于是后续部队难以继续登陆，而已经登陆的第一梯队成了一支孤军。
蒋介石命令汤恩伯部队猛烈反击。胡琏兵团又赶到金门，投入了战斗……毛泽东于十月二十九日发出电报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通报了金门之战失利情况，要求各军从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的电报如下：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三同志十月廿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廿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
十月廿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一○○至一○一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金门一仗，中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登岛的部队三个多团，九千零八十六人，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成为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国共决战爆发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重大的一次败仗。
国民党虽说保住了金门岛，但也付出了伤亡九千多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