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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说：中国这一手是很厉害的，苏联的领导人现在最伤脑筋的也在这里，就是把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分裂为两派，有的掌权的是亲华派，有的掌权的是亲苏派，但是总的还是两派，这可是便宜了谁呢，便宜了帝国主义。
他们这一番对话，让我们回想起当年“反修”斗争和备战的情况。大概是首都机关的人，尤其是文化机关的人，对那种备战的紧张空气大为不满吧，而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习惯了参加劳动，让挖防空洞也没有觉得累得要命，思想上也是完全赞成中央的观点，反对苏联搞修正主义的。现在看来，学生毕竟幼稚。聂绀弩他们当时就有自己的思想，就不赞成极“左”的做法。我想，当时也并非只有聂绀弩他们几个人，持有正确主张的应该大有人在，可惜他们只能私下议论而已，而且一旦被人告发，就会被以“反革命”治罪。
党内和人民中间的正确声音无法表达，只是一味地极“左”下去，“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就必然无可避免，聂绀弩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也就在劫难逃。
1966年2月4日：
聂绀弩、张友鸾、周绍良等，在“恩成居”晚饭，然漫步到东安市场。其间，谈到《海瑞罢官》。周、张都说：“现在动辄得咎，古典文艺不能搞。歌颂海瑞固然可以说是借古讽今，批判海瑞也可以说是借古讽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单单拿出一个海瑞来批评？《胆剑篇》，说实在的，我们就反对在那个时候来演出，越王勾践是亡国的，我们的国家刚建立，方兴未艾，为什么拿卧薪尝胆来比喻我们今天呢？这不是借古讽今吗？”聂绀弩说：“你们这些都是皮毛之见，海瑞、包公不是吴晗第一个提出来的，他不过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写成剧本、写成文章而已。当时上头提出来是因为底下乱七八糟，贪污弄权的太多，主张有些清官去进行调查整顿。所以吴晗如果在学术上批判的话，他承担了，那就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那篇检讨，触及了庐山会议的秘密，这就问题大了，这就构成严重的问题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哪里出来的呢？正是从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套出来的，何其芳也不敢大胆冒提倡封建迷信的险，他也是根据上头的指示……《胆剑篇》也不是曹禺的意思，是上头的意思提倡艰苦建国，就把卧薪尝胆提出来嘛，要不是有这一点保证，今天可以有一千篇文章发表出来批判曹禺。现在的问题是上面，错了就让别人承担……”
从上述话题，又引申到今后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按当时的趋向，文艺工作者就是既能生产劳动，又能创作的人。聂绀弩说：“那就是说扭扭秧歌，说说快板，文艺就满足了。”“文艺单纯化了，将来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看现在就是管子说的‘轨里连村’的社会。”
春秋时代，管仲改革齐国的行政组织，居民按照士、农、工、商划定住处，不准随便迁徙和杂处，并且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每乡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五乡为军。实行这种“轨里连村”，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扩大了国君的权力，也扩充了军队的兵源。
聂绀弩对当年我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更确切地得到了证实。国家机关实行军管，基层社会实行“全民皆兵”，农民外出也要请假，同管子的“轨里连村”确是很相像的。聂绀弩认为，这种管理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人的自由的丧失。
1966年2月18日：
聂绀弩分析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是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越来越少，他认为治理社会不能顺其自然，就会像庄子讲的“凿混沌”的寓言一样，“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天晚间，聂与友人漫谈中说道：“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他有种地的本领可以完全自由地施展在那块土地上。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没有，叫你种什么你就得乖乖地种什么。种了之后，全部被人拿走，结果自己一无所有，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办法搞生产的。连卖菜的也不好当。过去卖菜，他知道这条街道住些什么人，他们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到时就贩进什么菜来供应客户，自己赚点小钱，安乐生活。可是现在呢，你没有选择货色的自由，上级分配什么你就卖什么，你用不着去了解顾客的胃口，因为你了解了也无法供应。你拿很少的一份薪水，就坐着等分配工作和指定学习，你不做比做好，可以少犯错误。这样，卖菜的也就无所施其本领，积极性也发挥不出来。这是个自由问题。”
接着，聂又谈到了“层层专政”的问题。他说：“有些位子高的人比我们更痛苦，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有些话想讲不能讲，又不像我们反正是专政对象，我们彼此坐着不说话，相视一笑就都能会意。而他们不行，他们既是专政对象，又是服务对象，他还要听上级的话行事，有许多行动和自己内心不一致，有许多的心里话不能对人说，这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比如前几年去看夏公（衍），他只能同你谈一些彼此毫不相干的事情，心里的话可不能同你说，因为一说他就离开了他的地位，就会产生各种不测的情况，因为他也是被专政的。”
“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也是庄子提出的逍遥游，现在人们要求那种逍遥游的境界。庄子高就高在他藐视一切，自己找到这个境界。现在社会是相反的，天天在‘凿混沌’，这样凿，不到七日，混沌就会死的。”
仔细品味聂绀弩这一段话，似乎含有一种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后果的预测意味。
1966年3月4日：
晚上，友人黄某来到聂绀弩家。聂说：“下午出门，找这个找不着，找那个出去了，最后到陈迩冬那儿坐一会儿，回来路上碰到储安平，到他家杀了一盘棋，人家要吃晚饭，只好回来了。”然后又说：“昨天打电话你不出来，我一个人到莫斯科餐厅吃晚饭，吃完了碰到黄药眠，他同我谈起，要找10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第一次由他请客，在广东酒家吃一顿作为聚餐的开始，以后便每月一次，各人出钱。意思是年纪老了，又没有什么事可做，所以找点儿吃的，大家聚聚的意思。他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提出一个钟敬文，一个你，一个陈迩冬，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黄某说：“可以呀，大家出钱，一个月不过两块钱的事。”
这段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见乱世文人的萧索。只是“文化大革命”即刻到来，这种计划轮番做东的聚餐活动，恐怕是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吧。
1966年3月5日、14日：
聂约好了钟敬文在中国书店见面，到虎坊桥“湖北餐厅”中饭。钟拿出他写的一首《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的词出来，让聂提意见，聂说：“这首词只写你参观后的感想，没有提到泥塑的艺术性，美中不足。”钟说：“我这是政治挂帅。”聂说：“本来现在要歌颂的就是政治，就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大家看‘收租院’也是看政治，谁在真正提倡艺术？谁是真正为欣赏艺术去看展览的？这种人不多，当然你是少数人中之一。我看，今后任何艺术形式不要，挂上‘政治’两个字，就有人看半天。”
一周后，聂与人相约到和平餐厅喝咖啡，又谈庄子。聂说：“庄子有些道理确是很高明的。‘有天下而恣睢，是以天下为桎梏也’，这句话很有道理。”
聂绀弩看到了在一个没有自由可谈的环境中，种地和卖菜都无所施展其能，艺术家就更无用武之地了，因而，艺术濒临灭亡的危险。他引出庄子“有天下而恣睢”的话，实际也是透露了他本人对当时形势的思考。执掌政权以后，如果恣睢用权，形成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趾高气扬，刚愎自用，最终必然使权力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若是滥用权力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掌权者自己也将失去自由。
以上是我们从档案中能够看到的，聂绀弩被捕之前的一些言论记载。
从1966年3月，到他7月被捕，这一段时间中，聂绀弩还有一些言论，但在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找到。现在只发现了两页书写内容很杂乱的手稿，是他“文革”之初所写。
在这两页杂乱的手稿中，写有这样的残句：“几曾地主悲殃马，不见田单罪火牛”。这是一个对偶的句子，“地主”对“田单”，“殃马”对“火牛”，显然是刻意追求文字修饰效果。从内容看，前句是说民主革命中打倒地主阶级的“左”的做法，连地主家里的马也无端受祸；后句是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蜂起造反，像田单利用火牛阵一样。
在后来的法院审讯笔录中有过这样一句问话：“你说过‘文化大革命’像火牛阵一样，红卫兵是牛？”聂答：“是。”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五一六通知》。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5月29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喊出“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个月后，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自此，全国进入全面动乱时期。
那种历史，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在大学将要毕业的时候，因赶上了这场动乱，推迟毕业而有幸在首都体验了风暴中心的狂烈。
聂绀弩和他的那些文友们在“红色恐怖”中的惊悸是可以想见的。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同人各一方，他们的聚会和高谈阔论当然是销声匿迹了。
这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忍侮辱而投湖自尽。聂绀弩写了“周文老舍都成鬼，汉武秦皇转笑人”，这是他被捕入狱之前留下的最后的文字。
男儿脸刻黄金印
聂的诗作和言论，前面已经引出许多。他是怎样当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这个问题已经交代清楚，那么多的“反动诗”和“反动言论”作为“罪证”已经是绰绰有余了，然而，笔者在引用聂的言论时仍然有所保留。实际上聂的言谈时常是更为激烈的，指责高层领导人也时常会点名道姓，酒后甚至敲着桌子厉声大骂。如此说来，聂绀弩是不是确实思想很“右”呢？
笔者曾经与一位谙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谈起聂绀弩，他知道我在做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是有意提醒我，他说：聂绀弩过去是很“左”的啊！
对于聂绀弩漫长的人生履迹，笔者愧无详考，仅从浮光掠影中所见，从1955年批判胡风、“肃反”到1957年“反右”，是他的思想在重创中跌宕变化的显著的转折点。这是不是从很“左”转到了很“右”呢？如做这样的概括，似乎过于的简单化了。通读他的杂文和诗篇，可以读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可以看出他虽然经历了思想的磨砺和转化，却始终精魂未散。他的变化，只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观念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