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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但我的心您是会理解的，万般无奈，只好请求您帮助我早日前往山西探望老聂。
至盼！至感！
此致敬礼，问候邓大姐好！
周颖上
1973年5月20日
附：我的通信处：本市虎坊路中国歌舞剧院方智训收。方智训是我的女婿。因我住在乡间，通信联系都不便。
周总理是否亲自阅过此信，不得而知。在此之前，周颖已经给总理写过几次信了，从档案中看，1972年的一封信曾由国务院转到全国政协，全国政协再抄转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
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处转来周颖给总理的来信一件，信中她爱人聂绀弩于1967年1月被捕，其原因至今不知道。迫切希望作出结论，并允许她和子女见聂一面。现将来信抄转你们，周颖及其子女能否同聂绀弩会面，请研究决定后告诉我们，以便答复她。
全国政协机关军事代表室
1972年9月15日
北京市公安机关在收到抄转来的周颖的信之前，已于1972年5月将聂案移送法院，因此，他们自然要将此信转去法院处理。法院即使作了答复，无非是说正在审理、结案后即可探望云云。这在司法机关属于一项常规性的制度，终审判决后才可以与家属见面，未决人犯是不能会见的。周颖请求批准探监的愿望，只能回回落空。
周总理办公室转办的信函，也不能说没有作用，至少是对于法院办案的一个督促。1972年12月3日，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员到了稷山，进行了开庭审理的程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那一两年时间内，“砸烂公检法”狂潮中被取消了的人民法院，得到重新恢复，司法机关加速处理积案，进行在押犯人的清理，并提高了犯人的生活费标准，注意改善羁押场所的管理。1973年5月，稷山县看守所为敦促聂绀弩案件的处理，专门写了报告。报告称：
我所代押犯人聂绀弩，现年72岁，入狱7年有余，因年龄大，身体弱，加之我地条件较差，尽管特殊优待，但是仍不断发病，目前虽没有什么大的疾病，如果继续下去，怕要出问题，况且我所正在清理积案，为此望你们尽快对聂犯问题速作处理，为荷。
稷山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将看守所的报告内容，另以机要公函送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据案卷中所存原件，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收文日期为1973年6月25日。这个公函当然也是要转给法院的。假若北京法院接受稷山的意见及时作出判决，当时的形势相对有利一些，尚有可能判为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采取保外就医的方式，就可早一点出狱。
然而，司法机关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政治形势。1973年8月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会前的迎接，会中的保卫，会后的学习，这可能成为办案延缓的一个原因。会后未久，“左”派们就急急忙忙鼓吹“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1974年初发起的“批林批孔”，借助了毛主席关于评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谈话，以批大儒影射周恩来总理，极“左”思潮再度狂澜四起。北京法院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74年5月决定判处聂绀弩无期徒刑。判决书名义上是法院作出的，实际上是由更上层的领导拍板定案。这个判决是极“左”中的极“左”。聂绀弩本人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会得来这么严重的惩处，尤其是林彪灭亡以后，他曾经有过一种乐观的想法。
聂绀弩在接受宣判之前不久，1974年大约二三月间，周颖在朱静芳陪同下，来到稷山探监。据朱静芳回忆，通过山西高院张法官介绍，稷山看守所所长给予热情接待，让她们在该所住了3天，并且法外开恩，允许聂周夫妇相见，尽情畅叙。
周颖为了探监的事，曾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而且直接致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求，结果一次次都让人大失所望。屡费周折办不成的事情，通过下面一个关系却能得以遂愿，在一个不能实行法治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更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办任何事情都要看重下面的关节，打通关节往往比官样文件更为重要。一日不实行法治，此风就会日盛一日。以前不过照顾一点人情关系而已，那时的看守所长也不会收钱受贿，若放到现在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周颖探监除了有法官朋友的引见关系外，也还因为聂绀弩在监内受人尊敬，让人同情。山西地方风俗淳厚，人民富有同情心，稷山看守所所长想必也是一个乐善不倦的仁义之人。
周颖这次探监，不仅是带来了亲情，而且带来了监外的许多信息。当聂绀弩接到那一纸可恶的无期徒刑的判决时，犹能镇定自若，这除了他自身的豁达和散淡的人格修养是重要的支撑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周颖事前的探望也是一个精神支持的因素。
“探春千里情难表”，这是聂绀弩在《赠周婆》一诗中，对周颖那次探监的深情回忆。
申诉之路长漫漫
聂绀弩的“现行反革命”案，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4年5月8日作出的判决，判决书指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10日内提出上诉。
聂绀弩可谓用足了规定期限，他的上诉是在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九天半”才提出上诉的。他口头报告要上诉，看守所工作人员立即传他谈话，下面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聂绀弩，什么时候给你宣判的呢？
答：我记得今天是宣判后的第九天了。
问：你当时说上诉不？
答：说不上诉。
问：现在呢？
答：上诉。
问：为什么？
答：主要一点，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判决书上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如果不上诉，就承认我推翻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了，不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在我的著作、通信、诗词，自己写的材料、口供里边，都不会有一个字证明我是这样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件事不能一个人做，我和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或组织无任何关系，与我来往的人，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因此，我觉得判决书上这两句话不能成立。
问：判决书上说你经常和“右派”分子散布反动言论，有这事吗？
答：我划为“右派”后，不是“右派”的人不和我来往，我只好和一些“右派”的人来往了。
问：你为胡风、丁玲等人鸣冤叫屈了吗？
答：没有。我给他们写过诗，说他们是人才，屈才了，他们会做事，会对国家有贡献。
问：这不算鸣冤叫屈算什么？
答：也算鸣冤叫屈。
问：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是否有呢？
答：我上诉就不提这些。
问：你承认有这些？
答：承认。
问：那么，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干什么？还不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
答：这是逻辑推理，不是事实。动机和效果，是两回事，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我所说的，是不是会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我还没有体会到。
问：不能让你产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如果产生了这个效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被你推翻了，谁还把你关起来？所以也就不存在今天这个谈话。
答：对。
问：上诉，我们不干涉，你还可以写上诉书，但你这个错误观点，我们要批判你。
答：我要写上诉书，就写我上边说的。
问：现在给你纸，你写好了，我们给你转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去。
答：好的。
笔录宣读，记录无误。
聂绀弩（签字）
1974年5月23日
谈话次日，聂绀弩交出了一份上诉书，钢笔书写，8页，约3500字。
基本上接受判决书的一切，本不想上诉的，所以上诉期过了8天，也没打算写上诉状。第九天，想到有一件事要提一提，也是上诉，也是我向政府表示一个态度。
这是开头的话，然后，陈述了四条上诉理由。
一、判决书里有这样两句话：“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既说是“妄图”，那就是指动机而言。关于我的动机，我比别人知道得较多，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这种动机。1931年参加“左联”以来，在文学界作过三十几年工作，在我的著作中绝没有我有这种动机的证明。解放后的著作更其如此。历次运动，组织为我作的结论，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话。这次运动中，法院拥有的材料，诗，私人谈话，我自写的材料和口供，也不会有直接达到这种结论的材料。我和著名的“妄图”或真的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集团和阴谋家”林彪、刘少奇或别的人都不认识，更无来往。
二、既然没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判决书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必须承认，判决书上的话是有一定根据的。法院现在拥有关于我的大量材料，比我自己知道的事情还多。对我判决不会有什么主观成分。但有些事已隔多年（在押七年半）我记不起了，印象不免有些模糊，所以我觉得判决书上的这些话虽确凿有据，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有“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动机的结论。说我有这种动机，自然是很合逻辑的，但客观事物、思想感情、心理，总是或往往比逻辑所能推理的要复杂一些。我散布反动言论，是从被定为“右派”开始的，而被定为“右派”则有很长的历史原因……
（我的反动言论）有些话在现象上像是反对党的什么，实质上是反对周扬。而且，某些话听起来如何反动，因为你知道它出之于右派什么人之口，如果出之于别人，听起来就不觉太反动或简直不反动……是不是我就根本没有反党言论呢？决不是。有许多反动言论。判决书上的话是有根据有分析的。不过事隔多年，我又已衰迈，记不清究竟有多少具体的话罢了。思想感情是容易改变的，上面说，定为“右派”分子后，人们对我的看法有改变，反过来说，我的思想感情也有改变，有极大的改变。我就以犯罪者，被驱逐者的负冤含屈的心情和眼光去看世界，对于党的温暖，党的深仁厚泽，至少是对于我的那一部分是感觉迟钝了。只说这一点就会产生多少反动言论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周扬的一切，无论多少或如何与我有关，对我都是外因，没有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没有思想感情里的不忠于党和其他反动因素，就无论什么外因都不起作用。虽然没有周扬的事，我的思想感情就不会起变化，但这只是次要的。所以我的罪行应当我自己负责，与周扬很少关系。这里不过提供一点关于思想改变的原因的说明，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