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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五十、十、七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副本给姚从吾老师
我在十月十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我中学的共产党老师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十月二十八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十一月一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是胡适十月二十九日写的，告诉我严侨没死的事。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在我十月十日写长信给胡适后三天，我做了一个副本，给姚从吾老师，并附了一信：
从吾老师：
这是我给胡先生的一封长信，详述我个人的历史演变，我特地做了一份副本，呈给老师看。
五年来，老师对我的赏识、指导与帮助，不论是无形的或有形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也不知有多少，最使我感谢的，乃是老师对我那一些「使老年人看来不顺眼」的行径能够容忍，我所认识的许多老先生们、老长辈们，他们似乎缺乏这种胸襟，所以一当青年人的行为与他们的看法有出入时，他们便感到不耐烦、感到头痛。
我怀疑我的许多想法与作法是否全能合乎老师的尺度，但我只是尽量尊重老师的意见，也许老师偶尔可以发现（例如对我毕业论文的是否发表，大陆杂志社的去与不去，一旦我发现老师的意见在「无可无不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宁愿采取那否定的一端，换句话说，凡是老师不太积极支持我去做的事，我未尝不想尽量不去做）。
如果老师看了我给胡先生的长信，也许更能了解您的一个不太争气的学生和他那段坦白的历史，也许更能对我的畸行与怪论做容忍的笑容，我期待着、我相信着。
李 敖敬上
五十、十、十三上午十一时
眼睛望着「高楼」
胡适虽然寄了钱来，但是，这种太老师救急、老师救穷的办法，我总感到不是办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终于又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信：
老师：
昨天午后就开始不舒服，头痛、发烧，今天上午打了一针，稍好。上午的课也歉未能来。
这一阵子您为了帮助我们几个青年人，伤了不少脑筋，从周礼以来，咱们中国好象是被死板的制度与条文迷昏了头，总爱把许多个别的（singular）事件活活用「文字障」拴住，无怪乎任何新的机构与用意都变成了过河之枳！（胡先生筹办长期会的本意绝没想到被人这样不灵活地运用！）
他们几位我不好代言，就我个人说，我诚恳地请您不要再为我的事伤脑筋了，对那些迷信制度与条文的官场中人，我觉得犯不上跟他们苦口婆心。我只相信骂他们才有用，有效则未必，不过可以泄愤。
大陆杂志事正如您那封信所说，「颇不简单」，且从俞雨娣去后，我早就断了念，现在至少她用心在那儿做，我更不好背挤人的恶名。说句笑话，若不是那六八０元和每天一顿吃得还不坏的午饭吸引我这个穷光蛋，我对那副差使和环境，实在打不起多大兴趣来。对该社事，窃以吾人此后不宜再表示意见，免得赵先生暗怪咱们故意在「敲边鼓」，反正这年头，涉嫌「思出其位」的热心是使不得的！ 助理事既好事多磨，对我个人的「出处」我还一点也没决定，如果说我内心深处在倚赖您替我决定，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有这种倾向。几年来，犬儒（Cynic）式的多疑与尖刻，已使我不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您之外，还有肯支持我的老年人！（我要特别指出我用的是「支持」，不是「赏识」，「赏识」我的老先生也颇有一二，可是这对我这爱花钱的穷小字却爱莫能助。）
王静安自沉前几天曾给谢国桢写了一把扇子，他写的是陈宝琛的前落花诗，中间有两句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每当您刚走后，我关上研究室的灯和门，准备让夜色吞蚀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高楼」中有点黯然，「大难」随时可以当头，可是由于您的支持，我总算觅得一块「净土」来安置我的肉体，我不是一个用功的人，我的身世与气质都使我怀疑我能否走纯学术的路，我的许多朋友是年轻人，年轻人自然有许多被老年人「奇怪」的苦恼，可是比起他们来，我的苦恼似乎更「错综复杂」，我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自豪的意思，摸索了这么多年，我毕竟发现我愈来愈渺小，而且糟糕的是，我又自甘于渺小，自知我不能不渺小，我用我那渺小的眼睛望着「高楼」，在我那渺小的头脑里，我是多么不愿浮现出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呵！
李 敖敬上
五十、十一、二五傍晚。
「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十二月十三日，我又有长信：
从吾老师：
东亚奖学金我没有申请，为的是系中只有四个名额，四位千金一申请，我的成绩单就拿不出了。不根据成绩单来衡量我的「成绩」，那恐怕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跟兢兢业业的女人争这几百块钱，又何苦来？
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些钞票才是真
正属于我的。
我想起一件往事：今年二月我刚就任助理事的时候，本来是可以从去年十一月起薪的，可是您为了不让青年人领干薪，宁愿晋生和我每人少拿一期（三千元），您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表面没说话，可是我心里很佩服您这种做法。
考取研究所前，我每月拿一千元助理费，我时常想，我的工作成绩值这一千元吗？拿这一千元我不惭愧吗？我的努力与一千元相当吗？我是一个领干薪的人吗？ 坦白说，我无法正面面对这些问题。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3。
如果这个标准达不到，我们不能苛求他的治学成绩。「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余字太重要了，余就是不朝不保夕，不寅支卯粮，不欠一屁股债。
乍看我穿的衣服，我花钱的豪气，我乡居的舒适，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如同没有人相信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一样。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
房中有另外一个人，就看不了书，这是徐高阮的坏毛病，糟糕的是，我也有。
如果有人用租房理由来说我不能吃苦，而归咎于我闹穷的原因，我一定俯首无言。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画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我的个性也不适合做学人的材料，我好对偏锋、我不扎实、我没耐心、我不满现状，我在各方面都没有根，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像是一朵小蓓蕾，花匠辛辛苦苦培植它，为了使它有朝一日开花结果，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花匠绝没想到这朵小蓓蕾竟会桀骜不驯地乱开一气，于是花匠灰心了，一任它去自毁、去夭折。也许相当的时日过后，花匠会发现，小蓓蕾的根性虽然顽劣，可是那坏泥土也有问题。于是他用痛苦的笔调，写一篇「伤仲永」，为那早凋了的小生物叹几口气。
看到我这样任性，您一定要叹几口气的，您未尝不热心地盼我有所憬悟，因此您在上次给我的信里，很坦白地写出「唯不可太随便耳」的话，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我也不否认我做事有一点拆滥污的习惯，这种人和这种习惯若想投身社会，三两个月就会被人解职的。我像一只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古道热肠的老师未尝不给我一点点化，但我的性格似乎又不是安贫守素派，贫使我不安，素使我乏味，我知道我冲不出这层玻璃，不但冲不出，早晚还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在我眼中，我的前程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