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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传》曰：“古者征伐不逾时”。是古者师出不逾时也，所以厚爱民之性命，恐劳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黄，黄又至於玄，期年不归，是为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兕、虎，野兽也。旷，空也。笺云：兕虎，比战士也。○兕，徐履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疏＇“匪兕”至“不暇”。○正义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兽，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为久不得归，常循彼空野之中，与兕虎禽兽无异乎？时既视民如禽兽，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闲暇。○传“兕、虎，野兽”。○正义曰：传言野兽者，解本举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视民如禽兽也。许慎云：“兕，野牛。其皮坚厚，可为铠。”《释兽》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纯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笺“兕、虎，比战士”。○正义曰：序云“视民如禽兽”，则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栈之车，则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战士”，取其猛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芃，小兽貌。栈车，役车也。笺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芃，薄红反，沈又扶东反。栈，士板反。“辇者”，一本作“辇车”。
＇疏＇“有芃”至“周道”。○正义曰：有芃芃然而小者，当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兽，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栈之辇车，人挽以行。此人本非禽兽，何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与狐在幽草同乎？故伤之也。○传“芃小”至“役车”。○正义曰：以芃是狐之状，非大兽，故言“芃，小兽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车，士卒供役之车，故云“栈车，役车”。○笺“狐草”至“辇者”。○正义曰：以上言“率彼旷野”，而此又云“幽草”，明义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辇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与周道相对也。故《周官·乡师》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辇。”注云：“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止以为蕃营。”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辇者也。《乡师》注引《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板、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是军行必有辇，皆人挽以行也。《春官·巾车》王后五路有辇，虽载任，与此不同，亦人挽以行，故谓之辇也。若然《巾车》言“服车五乘”，有“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云：“服车者，服事者之车。栈车，不革挽而漆之。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则彼自有栈车，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栈车，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军旅徒役所当有，以此知非《巾车》之栈车也。若然，传云“栈车，役车”，则与彼庶人役车同。又知非彼役车者，以役车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贱，以供役为名耳，非辇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车其休”，是矣。彼不以人挽，故知不与此同。此谓从军供役之辇车耳，有栈，是车状，非士所乘之栈名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鱼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诗正义》□笺 汉·郑 玄□疏 唐·孔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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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
卷十六 十六之一
卷十六 十六之一
◎文王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三
毛诗大雅陆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文王》至《灵台》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王，于况反。
＇疏＇“《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义曰：作《文王》诗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诗，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说其事。经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为鉴，用文王为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则於后，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总之。○传“受命”至“周邦”。○正义曰：言受命作周，是创初改制，非天命则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立周邦也。《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注云：“中身，谓中年。受命，谓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谓文王为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为天子，故为受天命也。按《春秋说题辞》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灵图》云：“法地之瑞，黄龙中流见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书》也。”然则《河图》由天，《洛书》自地。谶纬注说皆言文王受《洛书》，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当天地之位，故讬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实皆是天命，故《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图》、《书》皆天所命，故文王虽受《洛书》，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后世创基之王，虽无河、洛符瑞，皆亦谓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与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虽未得九州，以其称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无明说。《鸱鸮》之传，谓管、蔡为二子，则毛意周公无除丧摄政、避居东都、罪其属党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与郑同也。《尚书·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孔安国云：“言诸侯归之，九年而卒，故大业未就。”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汉书·律历志》载其说，於是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皆悉同之。则毛意或当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终，终时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即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纪》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於是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乃引《周书》称“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镐召太子发作文传”。九年犹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诸儒皆以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马迁以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书·周传》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记·周本纪》云：“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既让，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明年，西伯崩。”此虽伐犬夷与伐耆、伐邘其年与《书传》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郑不见《古文尚书》，又《周书》遗失之文难可据信，依《书传》、《史记》为说，故《洛诰》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鱼，皆七年。”是郑以文王受命为七年之事。《中候·我应》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止於昌户。再拜稽首受。”《尚书运期授》引《河图》曰：“仓帝之治八百二十岁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是类谋》曰：“文王比隆兴始霸，伐崇，作灵台，受赤雀丹书，称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时，赤雀衔丹书而命之。”是郑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而命之也。郑知然者，《易乾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受箓应《河图》。”注云：“受命后五年乃为此改。应犹如也，如前圣王所得《河图》之书。”由此而论，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虽连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箓应《河图》”，则二十九年之文为受箓而发。受箓者，即谓受丹书王命之箓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即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灵台，改正朔，布王号於天下”，然后始言“受箓”者，以文王之时，所为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为之事，下乃继以“受箓应《河图》”。此等之事，皆由受箓而为之，故受箓之言与二十九年文不连耳。《是类谋》亦先言伐崇，然后言受赤雀丹书，亦以伐崇、作灵台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凿度》云：“亡殷者，纣黑期火戊，仓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为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将王，火为之相。戊，士也，又为火子。又火使其子为己塞水，是明仓精绝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箓，复说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为受命年也。受命之月，已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数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岁矣。”是郑以受命元年为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历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岁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则元年岁在已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谱》云：“以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岁，殷正月六日杀纣。”是得赤雀之命后年改元之验也。又《中候·雒师谋》云：“唯王既诛崇侯虎，文王在丰，丰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万户。”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丰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吕尚钓崖，王下趍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书命云“雒授金钤师名吕”，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数之，故七是得命之后明年改元。郑所参校，於兹明矣。若然，郑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观兵得鱼之时，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终，则通数取鱼之年乃得为七年。郑云：“文王得赤鸟，武王俯取鱼，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数，武王以其年数者，文王改元，须得岁首为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须正名号耳。《我应》说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终之后，恒称太子。河、洛复告，遵朕称王。”故《太誓》说武王升册称皇太子，得鱼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须改称，故不与文王同也。如上所说，受赤雀之命，必是岁在戊午蔀二十九年矣。案《乾凿度》云：“历元名握先纪日甲子岁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岁，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书》之命为天子，以历法其年则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岁在癸丑，是前校五岁，与上不相当者，其实当云二百八十五岁，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箓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残数，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当戊午蔀二十九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