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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完全的头脑、对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头脑感兴趣，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地球头脑。用头脑的一部分来生活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想用两个部分生活，你就不得不生活得非常不一致——表面上当然是不一致的。在较深的层面上你将有一种和谐、一种灵性的和谐。
人在灵性上依然是贫穷的，除非相反的一板也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样他就变得富有了。如果你只是一个艺术家而没有科学的头脑，你的艺术就必然是贫穷的。只有当对立面存在的时候，你才会富起来。如果这个房间里面只有男人，房间就会缺少点什么。女人一进来，房间在灵性上就变得丰富了。现在，对立的两极都在这里。整体扩大了。头脑不能固定。如果一个数学家能够进人艺术的天地，他就会更加富有。如果他的头脑能够自由离开他的主要固着，然后再回过去，他就是一个比较富有的数学家。通过对立面，一种交互繁育发生了。你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的全部洞察力都将变得更加富有。
一个人应该同时拥有宗教的头脑和科学的训练，或者科学的头脑和宗教的训练。我看这里面没有什么天然的不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如果头脑能够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它就会变得更有活力。对我来说，静心意味着一种深入所有方向的能力、一种解脱所有固着的自由。
比方说，如果我变得太逻辑了，那么我就会变得罚措践即诗歌。逻辑成为一种固着。然后当我听诗歌的时候，我的固执在那里，诗歌就显得十分荒唐。并非因为诗歌是荒唐的，而是因为我对逻辑有一种固着。从逻辑的立场来看，诗歌是荒唐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变得团着于诗歌，那么我就会开始认为逻辑只是功利主义的东西，它没有深度。我开始对它封闭起来。
这种一部分被另一部分否认的事情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民族、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一个部分，然后以它为中心塑造出一种人格。这种人格是贫乏的，缺少很多东酉。在灵性上，东方没有富有过，酉方也没有富有过。它付］不可能富有。富有来自于对立、来自于内在的辩证。对我来说，东方不足取，西方也不足取。
我们必须选择一种不同的头脑品质。我说这种品质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自己歇下来了，没有选择。一棵树在生长。我们可以把它所有的枝条都砍掉，只留下一根，让树只往一个方向生长。它将是一棵非常可怜的树，非常难看，而且最终它必然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一根枝条无法独自生长；它只能在一群枝条中生长。总有一天，这根枝条将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它不能再生长下去了。对一棵树来说，真正的生长必须让它往各个方向生长。只有这样，树才是富有的、强壮的。
人的灵魂必须像树一样地生长：往各个方向生长。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我们不能往对立的方向生长的观念。事实上，我们只有往对立的方向生长，我们才能生长。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说一个人必须专业化，一个人必须只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发生了那些丑陋的事情。一个人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然后他开始缺少什么。他成了一根枝条，而不是一棵树。甚至这根枝条也是弱不禁风的。
我们不仅在砍伐头脑的枝条，我们还在砍伐头脑的根。我们只允许有一条根须和一条树枝，所以全世界都充满了饥饿万分的人：在东方，在西方，在每一个地方a于是那些东方人被吸引到西方，西方人又被吸引到东方，因为人总是对他没有的东西产生兴趣。因为肉体的需要。东方开始对西方产生兴趣。因为灵魂的需要，西方开始对东方产生兴趣。然而，即使我们改变位置、改变态度，这种毛病还是老样子。那不是一个改变位量的问题；那是一个改变整个观念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完整的人。有些地方不接受性。有些地方不接受世俗。有些地方不接受感情。我们从来没有强壮到足以接受人的每一个方面，没有谴责，允许人往各个方向发展。你越往对立的方向生长，你的植株就越大，你的财富、你的内在的财富就越多。我们的观念必须全部改变。
我们必须从过去走到未来——而不是从东方走到西方，也不是从一种存在走到另一种存在。问题十分艰巨，因为我们的分裂已经很深了：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愤怒，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性，我不能接受自己的肉体，我不能完全接受自己一有些东西必须被否认、被抛弃。这是邪恶的、这是坏的、这是有罪的…··我必须继续砍伐多余的枝条。很快我就不是一棵树、不是一个活物了。而且我整天都在担心那些被我锯掉的枝条还能不能重新长出来、冒出来。
一个人必须接受人的全部可能性，把他内在的每一样东西都带上一个顶峰，同时R有任何不一致的、矛盾的感觉。如果你不能真实地生气，你就不能受。然而直到现在，这始终都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始终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生气，那么他的爱就比别人更多。
可是，假设这棵树长在墙脚下，它的枝条就不能发育了，因为墙在那里。如果树的旁边有一堵地，它怎么才能生长呢？
我们周围有很多墙。但是那些墙都是由树造成的，不是由别人造成的。这些树一直都在支撑这些场。这些激的存在完全依靠它们的合作：这些树一旦不再愿意支撑这些墙了，它们就会倒下来、瓦解掉。
我们周围的这些墙都是我们的创造。因为人类头脑的这些态度，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些治。比如，你教育你的孩子不要发火。你告诉他如果他发火了，他就不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于是你在他周围创造出那些旧，它们告诉他他必须回以他的愤怒，而你却不知道如果他压制他的愤怒，那么他的爱的能力也将同时遭到毁灭。愤怒和爱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条。如果你砍掉一根，另一根就会在日下来，因为每一根枝条里面流的都是同样的元气。
如果你真想训练你的孩子，让他过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你就会教育他要真的生气。你不会说：“不要生气。”你会说：“当感到生气的时候，要真的生气；要彻彻底底地生气。不要为生气感到内疚。”与其告诉他不要生气，还不如训练他正确地生气。该生气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生气，不该生气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生气。爱也一样。该爱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爱；不该爱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爱。
这不是一个在生气和爱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问题在正确和错误、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愤怒必须被表达出来。一个孩子，当他真的生气的时候，他是很美的——一阵突发的能量和生命的激流。如果你扼杀愤怒，你就是在扼杀生命。他将变得软弱无力。就他的整个生命来说，他无法活泼起来；他将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们不断地创造各种概念来创造各种围墙。我们发展各种态度、意识形态来创造各种围墙。这些围墙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是我们的创造。我们一旦觉知起来，这些围墙就会消失。它cite存在是因为我们。可是，假设这棵树、这个人在根本上有障碍呢？这样他就无法改变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改变，而是因为他无法改变。障碍不是问题。如果整个社会是活的。我们就能医治他们。我们可以分析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他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比如，一个妓女的儿子之所以是有障碍的，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他对某些他完全没有责任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怎么可能阻止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妓女呢？他对此又能怎么样呢？然而社会对这个孩子始终另眼相看。他将继续悔恨自己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直到我们对性产生一个不内疚的态度为止。因为我们把婚姻弄得很神圣，所以卖淫必然被视为一种罪恶。然而卖淫的存在是因为婚姻的存在。它是整个婚后系统的一部分。
就像人的头脑那样，永久的关系是不自然的。一个人将无限期地跟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只因为法律要求他这么做。这不应该是法律。它不应该强迫我：如果我今天爱这个人，我明天也得爱这个人。这不是自然对我的要求。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性说明天这种爱情还会在那里。它可能在；也可能不在。你越强迫它在那里，它就越不可能在那里。然后卖淫就从后门溜进来了。除非我们有一个社会允许自由的关系，否则我们不可能结束卖淫的现象。
如果一种关系在继续，你对它的感觉就会很好；你的自我的感觉就会很好。为了实现你的自我——你是一个忠诚的丈夫或者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妻子——妓女必须受到谴责。于是妓女的儿子也必须受到谴责，然后它就变成一种疾病。他的里面形成了一种病态。但是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如果某个人在医疗上或者心理上有病，我们就必须帮助他、治疗他。然而整个社会并不是这样。百分之九十九的障碍都是我们创造的；百分之一是例外。
这百分之一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社会的百分之九十九改变了，那么百分之一也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还无法确定你的生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头脑的制约。我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吃不准这一点。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或许就是因为你的头脑。除非一个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不能说他的病因一定在肉体上。
所以，有很多疾病都只是人类的现象。动物不生这些病。跟人类相比，动物更加健康。疾病更少，也没有那么丑陋。实在搞不但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更有活力、更加美丽、更加健康。我们经过了一万年的训练，这种长期的头脑的训练或许就是问题的根源。可是，当你自己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时，你连想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有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都是因为头脑的缺陷。而且我们还在损坏每一个人的头脑！在孩子的一生中，前七年的意义最为深远。如果你损坏他的头脑，以后你就很难再去改变它。可是我们还在继续损坏。而且是好心好意地。心理学越是深入人心，似乎就有越多的家长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就有越多的老师和教育系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他们也曾经受到老一辈的折磨。他们只是在传递这种疾病。
不过现在有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西方，人第一次从日用需求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对头脑试验一些新的可能性。以前不可能做这些试验，因为肉体的需求是一到很沉的担子。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现在有可能了。我们生活在一次深刻的革命的起点上，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