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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道德迷”的中国人，很容易便在“道德判断”上中计，硬说谁谁谁“人
格有问题”。然后喊打喊杀，口水直溅。
管仲的小人格也没问题
具有“大人格”抱负的英雄豪杰，难道他们的“小人格”方面真有问题吗？事实绝
非如此。再以管仲为例，在“小人格”标准下看管仲，这个人太菜了，但是幕后真相是：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
谋事而穷困，鲍叔不以我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
肖，知我不遭时也；我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
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段动人的话，告诉了我们，具有“大人格”胸怀的，他的“小人格”方面，其实
没有问题，只是不为匹夫匹妇所知罢了！
“虽千万人，吾往矣！”
一个人走上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长路，他的人格，
早就在“匹夫匹妇的层面”之上，不是人间大智大仁大勇的，不会这样走；不是道德至
高人品至善的，不会这样走；不是“大人格”涵盖了“小人格”的，不会这样走。
中国人千百年来讲道德，却讲错了道德，只讲到独善其身的“乡愿”道德，却没讲
到兼善天下的“狂狷”道德。结果是，中国思想中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理论谁
都会说，却很少人敢做，因为一做就倒霉。孔夫子攻击“乡愿”，但是千百年下来，人
人是“乡愿”，并且以“乡愿”身份，骂“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少数人“人格有问
题”。
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名，这是何等
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艾得诺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
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党外人士敢捋虎须，这是何等人格！
我们不要忘记：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人格”，而不是看他有没有匹夫匹妇的“小人格”。不
确认出这种检定标准，中国人的道德不会有进步，中国人将永远在滑头的道德水平上做
小市民，中国人永远不会做大丈夫。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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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绍唐大哥的遗憾进一解
本文转载自传记文学2000年9月号77期第叁卷
绍唐大哥走了，我因为概不参加婚丧喜庆，所以没有任何“人情之常”的表示，甚至一
个电话都没打给爱生大嫂。爱生大嫂当然知我为人，当然不以为怪。
七月二十日，爱生大嫂写了信来，她说：
绍唐本来要我把书都送给你，可是我看你的大书房那麽多书，他也没什麽特别值得的好
书，所以我做主捐给了叁所大学图书馆，共有叁百箱书，特别是世新大学给绍唐设立一个特别藏书纪念馆。《传记文学》决定出版到九月，十月起就转让给成舍我的两个女儿，成嘉玲、成露茜姊妹去接办，《传记文学》的全部书籍、光碟、杂志，都由她们去继续经营下去。本来吴相湘教授建议我办到今年底就结束停办了，以免让给别人万一办不好坏了名声，可是我觉得那些书、光碟，不卖都报废了，也不是好办法，还有叁十八年的杂志一下停了也太可惜了，所以经过考虑，我还是让成氏姊妹继续办下去，不论好坏，她们是文化事业的人可以长久经营下去，不论赔赚，如果是商人就不敢说了。因此我认为我的考虑是对的。
爱生大嫂说她的“考虑是对的”，可能只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她决定把叁百箱书不
送给李敖而捐给大学；不对的一半是，她决定办了“叁十八年的杂志一下停了也太可惜”，因而转给他人，不过，下场如真应了吴相湘老师的忧虑，那就糟了。因为《传记文学》叁十八年来，本是刘绍唐个人特色的杂志，他走了，“不见替人”的情况是明显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情况也是明显的。吴老师的忧虑，实非偶然也。日前陆铿电话中向我商量，说卜少夫想把一手创办半个世纪的《新闻天地》送给李敖，由李敖接手办下去，卜少夫说全世界只有李敖最信得过。我说《新闻天地》是卜少夫个人特色的杂志，理应与卜少夫“及身而绝”，但他活得太久了，结果该绝而不绝，弄得尸居馀气。他的厚爱，我谢了。对比起来，刘绍唐先杂志而死，《传记文学》理应有更好的下场也。
爱生大嫂信中又说：
绍唐一直对你非常欣佩，常常夸赞你，尤其你选总统那段时间的讲演，他虽坐不久，但
每次都从头看到底，认为你讲得好，可以给那些年轻人一些正面的思考。九月号是绍唐我们叁十八年来的最後一期，希望你能写一篇文章，如果你肯写，我想绍唐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感於爱生大嫂的邀稿、感於绍唐大哥的旧情，我决定写这篇文章。下笔之际，前尘往事，恍然如昨。叁十八年来，我受惠於绍唐大哥者多，两人私交亦笃，且由他遗命叁百箱藏书送我可知，但遍翻《传记文学》，由李敖署名的文章，叁十八年来，只有创刊伊始的一篇（《对「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的批评》），是我应绍唐大哥之邀，专门为《传记文学》写的，自此以後，我们“文章不成交情在”，岂非怪事？此中内幕，绍唐大哥走了，我可以“足为外人道”了。
叁十八年前，绍唐大哥请高荫祖介绍，礼贤下士，来拜访我，向我邀稿，我答应了。殊
不知“打李敖牌”，就如同美帝“打中共牌”一样，搞不好就“前途有限，後患无穷”。那时我在文星，如日中天，也大祸临头，绍唐大哥登我文章後，深知从长程看，大事不妙，因此紧急煞车，再也不敢邀了。我也知趣，从此自行了断。文星被蒋介石封门後，我生计维艰，绍唐大哥暗中援我以手，由我匿名为他编了些书、卖了些资料、为他捉刀用他本名写了一篇文章，又用赵家铭的笔名，写了叁篇（《陈果夫与运动大会歌》、《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蔡元培与胡适》。赵家铭叁字是绍唐大哥定的，是“造假名”的谐音。後来他沿用此名也发表过文章，但都不是我写的）。我被国民党伪政府“软禁”後，一天绍唐大哥来看我，婉转表示如我请托一位东北同乡国代立委代向政府聊输安份之意，“软禁”情况，当可撤除。我说：“又不是我要政府在楼下看住我的，他们怎麽来怎麽走，我才不给他们台阶下呢！”绍唐大哥见我意气横飞如此，也就不再多说，最後，意在不言中而别。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我被捕前两个月零十六天，我有信给绍唐大哥：
绍唐兄：我被“软禁”眼看就快一年了。上月我家发现被偷装的侦听器，我不动声色，
把它转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警总“抓”我去，逼我缴出销案，我说这个是要不回来了，等我找到第二个，一定给你们，弄得他们也没办法。当天我在“口供”中已明白表示我已无所顾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丢到海外，就不要逼我。这次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美国代表们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 （ Michael Oksenberg ） 出面，请我吃饭，正是我被抓问後的第二天。当天晚上蒋经国请他们吃饭，奥森伯格们曾以我的处境问蒋是否於人权构成迫害，蒋不否认，但说 〃 Repressive〃 而已，他的英文可真不错！我这边你还是不要来。如有卖书的机会，请代我把握。我手边有《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大汉和辞典》一套，《文星丛刊》一套，《文星集刊》二套，《中华古籍丛刊》、《金陵丛书》、《榕村全集》等多套。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夜。 敖之。
多年後我出狱了，出狱多年後路遇绍唐大哥，恍如隔世。一九八叁年春天，为了促成给
胡适印遗着的事，我有一信给他，全文如下：
绍唐大哥：
送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脱轨．美感．屁》，请你特别看《你们後死有责！》一篇，我在里面说：
我相信真正能把《胡适全集》编出来的，还是有待於私人机构。私人机构是肯做事的，
一变成公家的，就完蛋。那天你请客的席上，我颇属意绍唐，认为绍唐或可透过胡祖望的支持，排除各方面的抵制，但那天晚上绍唐说为了他买下《胡适选集》，自己被胡老太王志维追告不已，甚感苦恼云云。
现在我不管你多苦恼，重提此事，盼你出面，完成这一功德。大哥和我，道不同不相为
谋，“契阔死生”十二年，如今大家都渐老去，总该做点别人做不成的事，做点非我们做不可的事，盼你不避嫌疑与困难，接受我的建议。
你办《传记文学》二十年，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
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太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混蛋们，因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德刚说你是活阎王，我认为从可延人年能益人寿的观点上看，更是如此。
两百年前，全祖望写《节愍赵先生传纠谬》，写那明末亡国者赵先生，以垂暮之年，整
天靠幻想敌人的失败过日子。他被学生藏在深山里，每次听到胜利的假消息，才肯吃饭。拖了半年，谎话光了，最後得知真相，他无法适应了，“大恸，踣地，更不进食。……奄忽而逝！”可是，两百年後，台湾这些国民党赵先生，以垂暮之年，却油条多了，他们整天靠回味自己的胜利过日子。他们自己霸占在海岛上，每次看了《传记文学》才肯吃饭，拖了二十年，“大笑，乐天，连番进食。……老而不死！”看了《传记文学》中那麽多肉麻当有趣的杰作、那麽多数不完的丰功伟业，绍唐大哥，你难道不奇怪：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麽还会丢？
当然我佩服你二十年来在结合史料方面的努力，“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人
还是能从读书得间中，看到或感觉到你的苦心和调济（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有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内有调济而人不知的话），只可惜内行人太少了，结果你的杂志在“主线”上，国民党的狐臭，失之过重，这样子做董狐，就要多加努力了！如果你做了二十年，还做不成董狐，那就太慢了！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的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
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