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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三天后的院会上，程沧波等六十七个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变更议程，请列席备询的政府大官退席，让立委们优先讨论如何箝制民意。程沧波首先说明提案理由，指出“这张照片乃恶意摄取，恶意宣传，使立法院受到损毁。”“侮辱立法委员，甚至侮辱国家、政府。”程沧波说完了，崔唯吾等立刻七十嘴八十舌，表示支持，闹了一阵，进行表决。结果通过把民意法办，以平私愤。这种妙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如果这样的质询叫做说话，做为人民的我们，可真宁愿胡秋原是胡赓年、程沧波是胡赓年，人民可真要祭起《琵琶行》，哀呼“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不公道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在我结婚的当天晚上，又责备我没有职业，我苦笑着说：“我的职业本该是立法委员，可是被你们一做就做了三十一年，哪里还轮得到我来做呢？”胡赓年先生不责备他自己职业这样固定，反倒责备李敖没有
固定职业，这种离奇的“老年人公道”，可真教人敬意全消！
这些不公道的老年人，霸占了立法委员职位还不说，还不断捞过界，在别的行业里插一脚。从律师、会计师、顾问、董事长、常务董事、校长、教授、发行人、社长、总主笔、主任、研究员、以至所谓作家等等，一应俱全。以致另一型的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也就应运而生；胡赓年先生同一个向他叫“爸爸”的骗子合作经商，岂不可笑？陶希圣欠银行呆账不还，反倒写信威胁，岂不可笑？赵文艺跑到美国念中学课文，反在中央日报投稿显配，岂不可笑？白如初以一本一百二十八页的《伦常新说》，在十九年前就每本四百元强销，岂不可笑？魏惜言庆祝自己七十岁，以高达三千元定价的《魏惜言文存》兜售，岂不可笑？徐君珮、姚廷芳、刘景健、陈桂清、封中平因油商行贿案被判，岂不可笑？雷鸣龙因勒索财物被捕，岂不可笑？林可玑因票据案件被通缉，岂不可笑？……
这些不胜枚举的政治大笑话，不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暴露了立法委员的永远失职和永不失业。而这种“职”和“业”间，又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同政府妥协，所以不失业；因为不失业，不虞改选，不愁既得利益的动摇，所以失职。
立委哉？立委哉？
在《论语》中，孔夫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觚不觚。觚哉？觚哉？”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觚是有六个角的酒坛呵！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Ａ恰如Ａ，Ｂ恰如Ｂ，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魔鬼的辩护士”不为魔鬼辩护，辩护士哉？辩护士哉？
拳击家不打拳，拳击家哉？拳击家哉？
警察不抓小偷，警察哉？警察哉？
立法委员不说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说混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不为民喉舌反为政府护航，立委哉？立委哉？
结论是，照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样子的立法委员，我们可以叫他们哑巴、叫他们混人、叫他们不良老年，唯独不可叫他们立法委员。
在我对胡赓年先生“大不敬”的那天晚上，我回来同自己说：立法委员八十岁以上的有五十二个，七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九十六个，六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一十五个，五十岁以上的有十九个，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二十三个，仅占百分之五点七。立委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一点九，这样的高龄国会，当然是不良老年横行的天下。在不良老年的横行里，除了领教哑和混，我还能领教什么呢？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７深夜在中国的台湾岛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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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 /李敖 1982。03。12
英国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他的藏书票上印了一支点燃的蜡烛，下面题了一行字——「我燃烧才有用。」这句含义深长的话，值得我们党外人士想一想。
我们党外人士有数不完的长处，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对燃烧自己的观念，有欠完整。蜡烛给别人光、给别人热、给别人火种，但给出这些，首先得冒自我牺牲的代价。自我牺牲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今天党外人士自我牺牲的明码（暗码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无法预估），不过坐牢而已，坐牢又算什么呢？
为自由民主奋斗坐牢、为政治活动坐牢，对志士仁人说来，这根本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党外人士中，有许多人对坐牢考虑得太多，好像不坐牢变成一种成功似的，好像别人坐牢自己没坐反倒庆幸似的，好像监牢与他无缘是稳健、正确、自得似的，这种毛病，以康宁祥系诸公犯得最多，这是不太好的。另一方面，对已经坐牢的人们，我们当然热烈希望他们能出来，但是不可因为这种热烈希望而变得过分操切，以致给人老是向当道乞求什么的印象，这也是不太好的。
我们关切在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我们要求依照联合国的最低处遇标准，改善他们的牢中生活，但是我们绝不该乞求当道放他们出来，我们应该有这种坚决的自尊与起码的立场。我们应该鼓励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鼓励他们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不要老是给他们特赦的希望。那种希望对他们并不健康，只会摧毁他们的意志。
余登发事件后，党外人士的口号是大家愿为自由民主一起去坐牢；可是美丽岛事件后，这种口号不见了，见到的反倒是一片隐含求情之声。党外人士不是懦种的人，但是给人一种不够有种的错觉，那又何苦来呢？
杜鲁门（Harry S。 Truman）说得好：「如果你受不了热，就滚出厨房。」干那一行的，就要像干那一行的，不要窝窝囊囊的干。对牢里的人如此，对牢外的人更是如此。
牢里的人该从容坐牢，牢外的人该慷慨赴义，这才是党外人士应有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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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并发症 /李敖 1989。03。02
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正常的事；许多人表达共同的意见，然后签名，这是反常的事。为什么反常？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有协同一签的情况，毕竟不多；它的一致性与必要性，也不无可疑。一窝蜂大家签了，总未免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看不顺眼，而认为简直是一群众口一声的动物在咩咩叫。尤其这种众口一声的签名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更令人觉得不伦不类。因为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之一就在贵有独来独往的精神，一旦跟人成群结队起来、一旦善与人同起来，对表达自己的意见，总难免减低了纯度。因此，集体签名的动作，在合群上，也许自成一说；但在纯度上，大多不足为训。习惯上，这种签名是搞群众运动的一种手段，知识分子一旦沦为给这种手段做工具，就太可悲了。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太可悲的一群。他们为了求生、求名，是不敢违抗当局的意旨的。一九六六年，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胡秋原等人，写了「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的公开信，透过总政治部的压力，叫「国内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集体签名，在报上发表。事后胡秋原吹牛说，这封公开信，「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人「国内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
这种二十年前的集体签名方式，随着时代的转变，也有了一些转变。国民党开始觉悟到，像这样一起动员就一千六百人集体签名的干法，看来总未免过于臃肿。于是开始化整为零，改以小股的签名，俾收精简之效。
从一连几天来小股的签名活动，我们看到这种精简，还是很可观的。二月十七日在纽约发表的所谓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一出手便是六十多人，「包括中华民国的陶百川、胡佛、杨国枢、周天瑞；香港的李柱铭、李怡；旅居美国的余英时、许倬云、夏志清、丘宏达等」。无一不是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同路人。接着在二月二十一日，又来了所谓「三十二名国内具批判及自由色彩学者发起的「支持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与人权」联署活动」。签名的除了仍有纽约、台北之间两头飞的陶百川、胡佛之流外，还有王文兴、江春男、李鸿禧、何怀硕、张忠栋等三十人。今早看报，又来了所谓「五十二位国内文艺界人士发起「我们的呼吁──声援方励之要求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签名活动」。包括马森、痖弦、金恒炜、楚戈、席慕蓉、张晓风、爱亚、隐地、蒋勋、雷骧、李永炽、方瑜、黄美序、施淑女、李昂、王文兴、郑明娳、张文翊、林怀民、陈平芝、洛夫、蔡诗萍、张大春、管管、罗门、蓉子、高大鹏、司马中原、林耀德、王菲林、简媜、刘克襄、余玉照、彭淮栋、李瑞腾、陈雨航、周安托、吴继文、陈义芝、苏伟贞、赵卫民、侯吉谅、黄秀慧、陈幸蕙、金惟纯、江春男、杨宪宏、卜乃夫、张宝琴、初安民、秦贤次、王力行。这些人口口声声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奇怪的是，台湾岛上的政治犯却视而不见，这种舍近求远，真不知他们有何资格做追求公正的文艺工作者？
短短十三天中，国民党就搅出三起集体签名，说这是签名并发症，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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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强奸孔夫子》之…捏造孔夫子的话
这套经秦孝仪“身督其事”、“亲正其讹”的书，我翻了一下，对国民党党方观点的真伪，我毫无兴趣去评论。只是有一段所谓孔子的话，被曹圣芬、秦孝仪等不学无术的国民党予以栽诬，事关古书真伪，我实在看不过去，决定写几句。
《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二十四页，提到“向全世界发表‘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第二十六页，有译文如下：
“以德报怨”思想，是古代孔子的名言（《论语》宪问篇。是依据儒家的四书五经所教导的“人的道理”。这是我们东方人的荣誉，蒋总统以此为对付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