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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但统一完成之后政治重心却不在河北，而在河南；明朝虽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但明的政治重心不久即移至河北。他们统一天下的基础与统治天下的基础并不是重合的；而秦、西汉和隋、唐朝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基础是重合的，其基础都是在关中。因此，在众多的统一形式中，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的统一有其独特的特点，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以关中为基础进取天下之时，关中四塞之地的地理条件确为进取的凭资。关中的山河形势使其具备相当的势能，它犹如一只巨鹰，舒展两翼，左翼席卷山西，右翼席卷汉中、巴蜀，两翼展开，即足以包卷中原，进取天下。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诚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北起燕山山脉，向南循太行山脉、经嵩山、方城山、接桐柏山、大别山——呈南北向横亘。这一线即用来“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位于这一线上，如太行山一线的居庸、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今洛阳龙门）、广成（今临汝西）、轘辕（今巩义西南）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隋唐时期，“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防御线已向东有所推进，如隋炀帝掘长堑，已圈至河南东部，这是因为这时的政治重心也已向东有所推进，而不仅仅是关中。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呈东西向纵贯。这一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当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对于这条交通线都曾着力加以经营，作为漕运动脉，转输东部地区的财赋以供给关中。
河北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三个全国性政权的政治重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统局面的统治重心。明虽不起自河北，但其政权建立后不久即迁至河北，元和清两代都起自塞外，他们入据中原都是从河北打开局面的。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我将其称之为河北模式。
河北模式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对于像元、清这样的由塞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对于明朝这样的由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来说，所呈现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也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一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明代迁都北京，在长城一线特设“九边”重镇，“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这一线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接触带。塞外游牧民族往往以越过这一线而扰掠中原，历代中原政权都曾经营这一线，建为军事防御线。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西行逆黄河——渭水而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京杭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转输线路。明代因袭元代，经营运河，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来说，作为全国性的政权，他们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他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长城一线的意义就不大了。这样，运河一线画到河北北部后，不是垂直折成东西向，而是以其它方式继续向北延伸，以使河北作为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一个衔接地带，能够确保中原与塞外之间联系的稳固。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元、清两代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出塞北；清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固有心态的一种流露。
后记
入门读史，便一直膺服司马迁关于治史宗旨的那段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自己的资质，“究天人之际”的事大概做不了，“通古今之变”或可勉力一为。因此，十余年读史，我便一直带着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认为读史至少须通两个方面作为基本功：天下大势和历代兴亡。历代兴亡更替之际，往往群雄辈出他们兴衰起落，或成或败，看似风云变幻，又似有迹可寻。探寻决定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的那点“踪迹”，对我构成一种持久的牵引。这也正是历史学不衰的魅力所在。
我选择军事地理作为楔入点，是因为军事战略、军事地理与我所认为的治史基本功的那两个方面实有相通之处。战略运筹不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审时，一为度势，审时而知历史友展阶段，度势而知天下大势，对天下大势的洞察是制定正确的政治、军事决策的前提，当然，对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的考察．也是考察历史兴衰大势的一个方面。固此，在读史的过程中，对历代兴衰交替之际的攻取大略颇为留意，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兴起的种种势力所采取的战略及其与他们所处时势之间的关系，多所揣摩。些许心得，便是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
我确信这个课题是非常有价值的。英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曾说过，“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
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历史上的一暮幕兴衰成败的大剧都是跟这个舞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纵现历代战争，虽曰时势不同，但地理形势所蕴含着的攻守要点作为最基本的形势却是发挥着一以赏之的作用。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不懂天下大势，虽称雄一时，而终归于失败。
这个课题在当代的更积极的意义应体现在如何巩固统一方面：洞察中国地理大势，通过加强国土整治，克服地理上的天然限隔，加强区域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整个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消弭潜在的离心固素，弭患于未萌，从而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
本书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历史考察之上的。我相信，历史学的研究旨趣和方法能为战略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麦金德的陆权理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便都是建立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理论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况且，中国传统史学历来兢重视对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的总结。
历史学给人最大的收益莫过于历史感的养成。历史感就像下围棋者的棋感，与其说是一种学问，不如说是一种修养。它是基于对历史这一凝重、雄浑而又巨大的动态过程力求作一种动态的把握而磨砺出的一种眼光。它直观、深厚而又犀利，能进过纷纭的表象把握历史大势，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中把握转瞬即逝的时机。而战略运筹的核心，实无出于此。
不过，这里面还须有一种至深的用世情怀。有用世的情怀，有用世的抱负，视史事若时事，视人之事若己之事，身在宁静的书房，心系历史的风云；与古人同历其难，共谋其事，才能与古人斟酌成败得失，商议治乱兴衰。如此反复揣摩，沉吟把玩，才能达于历史之智慧，然后才可以谈谋略；舍此而谈谋略．必落下乘。
当然，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本书的写作也只是在把握某种势的东西方面作一次尝试。现在，这本书就要出来了，我心中却不免有些惶恐。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学养来谈这个话题肯定是不够格的。我只有拿两点理由来鼓励自己，这也是我写此书的两个主要的动机：一是就算它招致全面的非议，我也将视为对三年劳动的肯定。应为写此书本来就是想引起这方面的专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写作本书的动因是我觉得这本应是中国古代军事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而当代对这一遗产的整理和总结似嫌不足，在这方面尚未见专门的和系统的论著面世。所以才撇开自身水平的顾虑，将自己未尽成熟的想法公诸同好。二是我相信前贤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把某个问题搞透，最好是为此写一本书。”三年来，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史籍之中，神游于广袤的神州大地，思越千年，神驰万里，让沉寂的史籍说话，让大地的意义凸显，对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的认识，比当初构想时的确有所深入。写作过程本身达到了我练历史学基本功的目的。
本书得以完成并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琳国先生。跟随先生读书数年，情同家人，日受熏陶，获益良多。那些对谈移时、纵论古今的日子，亦良足追忆。其次要感谢北师大史学所的瞿林东先生。先生对历史学的执著、对后辈不遗余力的奖掖和缘自深厚的治史功底而表现出的自信对我都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还要感谢解放军出版杜的陈济康先生。当初，我以一个在校学生的身份与陈先生谈我对本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先生当即从学术上充分肯定本书的价值，亦成为写作本书的直接契机。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教益和激励，我才敢以一种“小子何敢让焉”的勇气，在上研期间即开始本书的写作。
饶胜文
2001年7月于军都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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