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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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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九品以上都算清官。如《魏书·源怀传》便将包括“守宰”(郡守、县令)在内九品以上官统称清流,而与“勋品以下”官对举。“勋品”亦作“流外勋品”,见《隋书·百官志中》。“勋品以下”大概就是《魏书·刘昶传》载魏孝文帝所提到,与“士人”之官对举的“小人之官”。《北史·元顺传》:为吏部尚书。宰相元雍欲用三公曹令史朱晖为廷尉评,元顺反对曰:“高祖。。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时令史一般均流外官),何合为廷尉清官?”此证“小人”按制度只合为流外官。《魏书·任城玉澄传》称“门下录事”为“三清九流之官”。按门下录事,官品从八品上,位次与尚书都令史相侔,见《魏书·官氏志》。这更是九品以上官,不论官品高下,职掌烦杂与否,均清流官之证。上引宣武帝语“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批评明亮“妄相清浊”,实乃强词夺理。因为孝文帝定制,官品九品以上确分清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官制上另一种清浊,决非明亮妄分。如《魏书·儒林传序》魏孝明帝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此证五品以下官当有清浊之分。不过宣武帝语的确反映了大量鲜卑贵族的看法,并不同意重文轻武的制度,强调的是“九流之内,人咸君子”,无所谓清浊。如果定要分清浊,也是按官位,以九品上下为界线。
  以上两种清浊。如就孝文帝定制言,由于模仿南朝,官分清浊本主要当指后者,即官品九品以上所分清浊。在南朝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充任九品以上官者,不但有高门,有次门,而且有官品虽入流,而门第尚未改变的寒人,要借官分清浊来区别士庶,以至区别士族中门阀之高下。而在北朝后期,由于社会特点(鲜卑族重当前官位、权势,寒人一成“贵游”,就可凌驾非贵游的旧族之上等),这一制度遭到抵制,真正流行的主要是前者,即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所分清浊。后者在制度上虽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但远不能与南朝相比。
  关于重文轻武和九品以上官分清浊之制遭到抵制,试举一例:《资治通鉴》卷百四九天监十八年载:北魏孝明帝时,旧族清河张彝之第二子仲■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招致鲜卑羽林、虎贲近千人,冲至张家诟骂、捶辱,彝及长子均死。对此,当权的胡太后不敢深究,相反,作了妥协,“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据上下文义,所谓“依资入选”,即根据军功入清官之选。
  这条材料表明:1。在此之前,孝文帝所行门阀制度,并未认真排抑武人,武人仍预清品,所以张仲■才会上封事,并引起极大震动。2。孝文帝其所以没有认真排抑武人,宣武帝其所以宣扬“文武号殊,佐治一也”,主要原因就在鲜卑武人实力强大。如果说在北镇地区还可勉强推行新制的话①,则在内地,尤其是京师,便不可能不有所顾忌,而不敢完全照搬南朝模式。张彝父子想进一步推行新制,落此可悲下场,是毫不奇怪的。3。据《资治通鉴》,张彝死后不久,因“依资入选”的人太多,吏部尚书崔亮被迫实行停年格。旧制“依资入选”虽不排抑武人,但还得考虑待选者的“贤愚”,而按新格,则专凭“年劳”用人。因而一个寒人、武人只要因军功进入九流,以后便可① 参见《北齐书·魏兰根传》。但最后仍爆发六镇起义。
  熬年头,按步就班升迁,进入清官、高官行列②。当时战争较多,因军功甚至“窃冒军功”取得官位者甚多(参《魏书·卢同传》)。这些,便给寒人大量转为士族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君主、鲜卑贵族全都重视军功,社会风气也就不能不相应受到极大影响:《魏书·李琰之传》:出身陇西李氏,从父李冲乃孝文帝时宰相。琰之“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北史·卢同附卢勇传》:出身范阳卢氏,叔父卢同曰:“白头(卢勇从兄景裕)必以交通,季礼(卢勇字)当以武达。兴吾门者,二子也。”《隋书·酷吏崔弘度传》:出身博陵崔氏,“祖楷,魏司空”。弘度专习武事,曾自四五丈高楼上“歘然掷下,至地无损伤”。仕周,屡以“战勋”升迁。《隋书·长孙最传》:“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可见,不但社会尚武,甚至第一流汉族高门也不轻视“武达”,不讳“将种”,和南朝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风气,也是适合寒人仕进、升迁,淡化士庶界限的。
  除了军功,吏干在北朝也一直受重视。魏孝文帝改革时本来似乎想引导人们把吏千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所重用或重视的人,汉族中多属这一类型。如王肃、宋弁、郭祚、李彪、崔光、邢峦、崔休、甄琛等均是。其中如李彪,“家寒微”,只因“学博坟籍,。。兼优吏职”,便被孝文帝不断提拔,升任清官散骑常侍(从三品),兼度支尚书(三品),以至“等望清华”。这种做法,和随后南朝梁武帝信用范云、徐勉、周■、朱异等,指导思想,颇为相近。
  但是,因为北朝社会鲜卑贵族政治上占优势,他们虽然受汉风薰陶,子弟渐趋文史经术之途,毕竟一时和汉族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参见《魏书·山伟传》。所以孝文帝把吏干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的官吏选拔标准,后来实际上很少贯彻和实行。当权者真正重视的,除了军功,就是吏干。《魏书·羊深传》:魏末上疏称,孝文、宣武重视儒术,“自兹以降,世极道消。。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同上《文苑邢听传》:“自孝昌以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两文都把铨选重视吏干,忽略儒术、文学,归诸魏孝明帝以后。这不符合事实。其实,这种风气宣武帝之时就很厉害。“本无学识,动违礼度”的高肇,只因有吏干,“世咸谓之为能”,便被拔为宰相(尚书仆射、令),前后任职达十年之久。另一任职较久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源怀,也毫无学术。宣武帝十分信任的(对这种信任,梁武帝也为之叹服)处在与南朝斗争最前线的扬州刺史、都督李崇,其长处除了“深有将略”,便是“断狱精审”。至于不少毫无儒术、文学的恩倖,受重用,升高官,“参机要”,“关与政事”,几乎也多在宣武帝之时,参见《魏书·恩倖传》。这正是推动“进必吏能,并非学艺”风气的强大因素。总之,前述魏孝文帝在官吏选拔标准方面的努力,总的来看,收效并不大。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宣武帝没有很好继续、坚持,倒不如说这是当时北魏社会特点决定的。因为从魏初以来,选官标准中儒术、文才、学识便处于很次要地位。孝文帝进一步汉化,大力倡② 参见《魏书·辛雄传》。又《北齐书·魏兰根传》提到,与北镇府户身份日益卑贱不同,其在内地的“本宗各类,各备荣显”,当即指这一类人。
  导,如果随后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环境,鲜卑贵族在这些方面逐渐赶上汉族,或许孝文帝的目标可以实现①。无奈北朝后期动荡、战乱多,稳定、和平少,于是孝文帝的努力成果渐披搁置一边,基本上恢复了魏初以来除了军功,主要重视吏干的传统,“进必吏能,非升学艺”,便是很自然的。所以不是羊深所说,似乎魏孝明帝以后改变了孝文、宣武的用人标准,而是魏孝文帝时一度有所改变的、魏初以来的用人标准,宣武、孝明以后又逐渐恢复了。北齐、北周情况略同,如北齐寒人赵彦琛“始从文吏,终致台辅”(《北史》卷五五传论),其间还当过多年宰相,为其著例。另一寒人唐邕“以干济见知”。北齐文宣帝曾“亲执邕手,引至太后前,坐于丞相斛律金之上(时邕位仅给事中),启太后云‘唐邕强干,一人当千’。”或切责侍臣云:“观卿等举措,不中与唐邕作奴”(《北齐书》、《北史》本传)。这与南朝齐武帝夸奖善吏事之寒人刘系宗语气十分类似①。可是刘系宗最高官位仅宁朔将军、宣城太守,均非清官;而唐邕最后却当上了宰相(尚书右仆射、令、录尚书事)。这清楚地表明了吏干在南北不同的地位。
  重吏干,就像重军功一样,也是有利于寒人仕进、升迁,从而淡化士庶界限的。
  关于寒人因军功、吏干而转化为士族,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北朝后期寒人大量兖任州郡中正。如恒州有王峻、齐州有赵彦琛、并州有唐邕、云州有张遵业、夏州有赫连子悦、冀州有高岳②、雍州有王仲兴、燕州有寇猛、肆州有茹皓、荆州有赵邕③、济州有张轨、华州有冀俊、西安州有宇文盛④。甚至于卑贱之宦官,也可充任州大中正。如平季、杨范、成轨、封津均是,见《魏书·阉官传》。其中如平季不但是幽州大中正,而且摄燕、安、平、营四州中正。
  如所周知,州郡中正必须以士族,特别是高门充任。孝文帝时曾“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充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核人物”,可是从宣武帝起,制度便已破坏,到孝明帝时,中正已是“所置多非其人”。无疑是指许多寒人混进去了。这和前述北魏社会重官位、权势,重军功、吏干,孝文帝一度强调门阀、儒术、文学,宣武帝以后逐渐又基本恢复旧状,也是一致的。针对这种现象,清河王怿于孝明帝时上表情重中正之选,可是积习已久,虽然“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①。
  州郡中正尚且士庶不分,其他官吏可知。《隋书·卢恺传》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这是大势所趋,毫不奇怪。
  第四,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不够发展,通过考试用人、取士,范围也比南朝要宽。其主要原因有二:1 。 鲜卑贵族尚武,而骑射之类的高低,最① 《北齐书,邢邵传》:“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这符合本文帝改革后正常发展规律。可是六镇起义后,此风即衰。即《魏书·文苑邢听传》所称“孝昌以后,天下多务。。文学大衰”。
  ① 参见《南史·恩倖刘系宗传》。
  ② 见《北齐书》各本传。
  ③ 见《魏书·恩倖传》。
  ④ 见《周书》各本传。
  ① 以上均见《通典·选举四、二》。
  好的办法便是通过比赛、考试决定。对此,鲜卑贵族十分习惯②,将它推行于用人、取士上,是很自然的。2。北朝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军功、吏干,应该得官者多,而且越来越多,可是官位有限③。崔亮所立停年格,只能解决一部分人,即已经出仕,数年后期满停官,等待另行任命时,官位少,待任命者多的矛盾;至于大量尚未取得出仕资格者争取出仕,以及已经取得出仕资格,任命时争取美官、要官等一系列问题,则无法解决。于是,在上述鲜卑贵族习惯比赛、考试风气的影响下,加上汉魏以来察举本行考试之法的作用,这一制度逐渐向多样化演变,便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首先是学校和察举中的射策、对策制继续推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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