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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与其说我们带来了竞争，倒不如说我们开了先河，起到一个敲门砖或垫脚石的作用，给大陆的新闻体制带来了变化。
采访者：星空卫视和亚视几个海外电视现在也允许落地，但我看你对“凤凰”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乐观的，这是为什么呢？
刘长乐：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海外媒体和“凤凰”相比还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份额上讲，“凤凰”在大陆的广告份额大约是一亿美元，现在超过四百万美元的海外媒体还没有一个，差距太大了。当然没有中央电视台那么大的份额，中央电视台有十二个频道，我在内地只有三个频道，而且我的覆盖率不一样，如果我达到中央电视台的覆盖率，那肯定是不一样，但我们不敢憧憬这样的情况。
亚视其实是我拥有的，我也希望亚视能更好地发展，我在亚视占有的股权比“凤凰”还大。亚视和“凤凰”在语言上、在播出手段上都是最全面的。“凤凰”是普通话，亚视是广东话和英文。
技术传播上，“凤凰”是卫星电视，亚视是无线的播出方式。但就海外媒体对内地的态势来看，我们更关注的是和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的竞争，海外媒体包括星空、华娱、MTV在和我们同台演出，但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从覆盖的区域来看，“凤凰”是一个泛太平洋、泛亚太区的播出方式，甚至是泛全球的，而亚视是一个地区电视台，它主要是依托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从内容来讲，“凤凰”走的是可视青年电视台，“三高一低”；亚视走快餐道路，是市民阶层路线。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海外媒体，除了英文的BBC、CNN和NHK之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任何人不许搞新闻这个节目，但对“凤凰”却网开一面。
采访者：你会把其他媒体的优秀人才挖过来吗？
刘长乐：不一定，绝大部分是靠自愿，我们媒体间是不伤和气的，竞争还是要有理性的，还是要开放的。从所有制来判断，全世界共有三种体制：第一种是美国式体制，是完全商品化的体制；第二种就是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是双轨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和日本的，具体就是BBC和NHK，他们是靠收执照费和通路费来维持运作；第三种就是完全公有制，大陆就是完全公有制和国有制的、有部分商业成分的这样一种体制，这种部分商业成分其实是受市场商业大潮冲击和影响的，但它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重要是所有制没变，这个可能就是要发展和变化的地方。
“凤凰”就不一样，“凤凰”是私有制，私有制里有相当成分的个人股权，像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凤凰”的股权，股票随着公司的业绩，市场价值也在增加，所以，员工工作劲头也不一样，这就是体制问题。当然，如果大陆之外媒体多了，“凤凰”做得比其他境外媒体好，也不排除在同样体制下人的因素，但这是第二位的。
采访者：关于电视审查制度，“凤凰”是如何做到既符合观众的口味，又能被政府所允许？
刘长乐：如何让电视又叫好又叫座，怎么让观众喜欢，又能把握好舆论导向，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一种有形的管理，文化是无形的管理。电视检查制度对人们的制约，不应该企图防微杜渐，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首先就不能直播了，不能直播的台还怎么去竞争呢？
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完全是进行式的，中央电视台对布什的很多讲话都滞后报道，延时播出。中央电视台的滞后播出，从体制上是可以理解的，不滞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对所有的问题都滞后的话，就不能叫作现场直播了。我们“凤凰”的播出有时也出现问题，但按照制度，都是事后处理。事前要立足于信任主播，立足于用事后的管理、滞后的惩罚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34节 凤凰台上凤凰游（2）
当然，如何受观众欢迎和掌握舆论导向是个复杂问题，但更复杂是政治上的技巧，掌握好舆论导向是个政治技巧，不是一个商业或技术技巧。“凤凰”的这些人在体制内工作了很多年，我就在中央台当了多年的军事部副主任，中央台的管理体制和国内的政治尺度在我们心中早已融会贯通了，踩钢丝的技巧是不容易的，这是需要修炼的，很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采访者：默多克为什么会把“凤凰”董事长的位置让出来呢，这对他是很少见的啊？
刘长乐：这是我们合同中规定的，合同规定公司的主控权和节目的主播权都在我这里，因为从股票角度来讲，我占有百分之四十五，当时中央电视台下属公司占百分之十，我们共占百分之五十五，他是百分之四十五。现在不允许中央电视台在香港办公司，中央国家机关在香港的公司都被要求关掉，只留了三十几家。中央电视台把股权转让给中国银行，但我们还是占多数。
采访者：你是“老三届”吗？
刘长乐：我是老初二，1967年在甘肃下乡。有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逻辑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母被斗，我们几个孩子举目无亲，那种痛苦真是不好受。在一般同龄人中间，我吃的苦可能要多一点，这也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问题，我们当时有一种宿命论，认为就该吃这个苦，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也可能是阿Q精神带来的自律，在心灵深处就不觉得特别苦、特别无助与无奈了。
原来我家在北京一个大院里，各家的父母基本都被打倒了，于是我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我带大家晚上背着枪巡逻，所有人把家里的世界名著都找出来互相借着看，看完大家谈体会，我们没有耽误什么时间，每天排得很紧，还学钢琴等乐器。
采访者：在你成长路上，哪句话对你影响最大？
刘长乐：你们有没有看过《船长与大尉》？这本书里有句话对我影响最大：“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它是写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经过了坎坷和风雨，最后成功。
采访者：你的两个女儿的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一个叫点点、一个叫滴滴？
刘长乐：她们是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比较小，一个四斤二两，一个五斤一两，她们是1980年7月份出生的，那时候起名字用高山、大海的比较多，我说，我们就是平常百姓，点点滴滴、平平淡淡就完了。我自己有志向就够了，我不想让女儿那么累，我觉得点点、滴滴就很好。
采访者：女儿现在在哪个媒体工作？
刘长乐：滴滴在福克斯新闻（FOXNEWS），目前当编辑。
采访者：你经常给她建议如何把工作做好？
刘长乐：我更多是在问她，比如最近干什么、怎么做啊，我不是在套其他媒体的情报。我让她增加观察能力。点点是在美国西海岸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学MBA，我想让她把博士也读完，她还小，明年（2004年）二十三岁，读完博士才二十五岁。
采访者：“亲兄弟明算账”是你做人的原则吗？
刘长乐：做生意和做人是不一样的，有些做人的准则不能带到做生意上来。我今年（2003年）年初在我们公司的讲话中说，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是我们有志向、有头脑、有追求，立地就是尽管有那么多追求，但要脚踏实地，一件一件事做，一件一件事想，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很多人好高骛远，想的多、做的少。
立地是我们的追求，有的人立地，但顶不到天，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有些人想像力丰富，但不做实际的事情。我们要把顶天立地结合起来，这可能是我比一般人想得多一点，也是优点吧。另外，还有侠骨丹心，要持久追求，而且要有诚信。
采访者：平时除了多想点、爱侃侃，还有什么爱好？
刘长乐：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求新，这不是具体爱好，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更希望攫取新的东西。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最新的，这怎么行呢？对于知识来讲，它是有保鲜期的，现在产品的保质期都很短，何况知识。我在知识更新方面比较快，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采访者：你还想去做报道吗？
刘长乐：这个愿望非常强烈，包括伊拉克战争。我说，我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我最希望到一线去。那种兴奋，冲动到了有点儿痛苦的地步，因为自己干的事情，而自己想干却干不成，非常痛苦。
采访者：你在人生感悟方面，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刘长乐：我觉得顶天立地是很重要的。现在年轻人，想像力是都有的，就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走，一件件事情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跳跃性思维，但不是省略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要好好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志向，这也是个大毛病。
近年来，华语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促进了发展，但无论是“凤凰”还是“孔雀”，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东南亚，一家或几家的声音再强，与强大的西方媒体相比，都不足以承担华语媒体的分量。融入世界的主流媒体，发出华语媒体的强势之声，应成为所有华人媒体共同的追求。
李白有“凤凰台上凤凰游”的诗句，凤凰卫视就是一个“向华人报道世界的资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的舞台。我们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支持，把凤凰卫视办成一个宽松、宽容、宽广的媒体平台。
古人云：“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在我们的心中，真正的“凤凰”，是遍布于全球的华人和服务于华人的华人媒体。尽管每家媒体都有着各自的立场、定位和表现方式，但我们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道德传统和华语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是相同的。
势力不断扩大的凤凰卫视正朝着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媒体的目标迈进。刘长乐催生、哺育了这只“凤凰”，表现出其出类拔萃的才智与远见。
刘长乐，男，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以至高级管理人员。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内地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
1996年3月31日与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及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3月31日启动播出，现已由单一频道发展为多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用汉语普通话播放资讯、体育、音乐、剧集、影片、综艺节目和纪录片，覆盖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刘长乐出任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2003年4月13日——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我们来到刘长乐在北京的办公地点——紫金宾馆。这是一座距离天安门城楼不远的老建筑，据说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