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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财经新闻写作的困难是全球性的，不只在于中国，国外也如此。当然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有一点值得重视，国外的媒体特别强调“每一个读者”，特别尊重人。国内有的媒体不大尊重人，记者写完了不管读者爱不爱看；如果读者不爱看，那是读者阅读水平不够。更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写作，这绝对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们常说文章要有人情味，人情味决不单指文字细腻，有场景有对话。人情味首先是要尊重读者，吸引读者读你的文章。这对我们是一个大课题。
财经新闻与社会新闻有所不同，社会新闻可以有所夸张。比如说美伊开战，一张都市报纸，就可以用非常醒目、巨大的标题。财经新闻很难用这种很夸张的视觉冲击力来表现，它需要用细致入微的、平和的方式来表现。
采访者：《财经时报》一直以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为目标，与这样一张国际著名财经大报相比，你认为《财经时报》的差距在哪里？发展成如此级别的报纸还需要多久？
杨大明：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份能够客观、稳定、清晰地提供经济信息和评论的、有权威性的财经报纸的象征，绝不是说你照搬了它的写作风格、版式、栏目就成了《华尔街日报》了。
无论如何，报纸是对经济变动、成长的反映，既不可超前，也不能太滞后。从这个层面来说，《华尔街日报》非常稳定，能够把给读者的信息调控到最佳状态。也就是首先信息要清晰，然后是提供的信息量恰到好处，不能不够，也不能太撑。《华尔街日报》早期的报道和现在的报道都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体系。
在我看来，谁都不可能为一份报纸服务一百年，但我们可以享受这份追求和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和所体现的价值。
作为一份报纸，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就怎么选择，这就是报纸的编辑方针。《华尔街日报》的定位是“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财经报纸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不能真正保持客观；二是财经新闻本身的专业性难度。因此，我们只能正视自己的差距，不能太“较劲”。
采访者：纵观你的事业轨迹，似乎每次变化都是由极大的“不安分”因素导致的。每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不愿再重复过去的工作，包括过去的成绩；而在你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又体现了沉稳的作风与平和的心态。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种性格？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杨大明：双重性格，一方面很躁动，追求新鲜，追求完美；有一点时尚，还有一些自由、散漫。这也许决定了我只能做媒体，因为猎奇是记者的一种本能。不过，我想下辈子我不一定会去做记者，可能去做设计，诸如平面设计之类的工作。
同时，我也比较保守、传统。我是从电台记者起步的。当时那种基本属于政府部门性质的管理制度，对记者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我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已经培养出了一些习惯。我平常不是很外向，内心也不是很刚烈的人，习惯水到渠成，通常在大的规则下做事情，比如我认为，财经报纸应当保守、谨慎一些。
其实年轻时总是看重目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体验过程。在我生命中受到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我父亲的去世。1997年7月6日，父亲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逝世，让我意识到原来很多东西会突然地降临到你的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短暂而不能完全控制的生命中，以平和的心态与身边的人相处，在有限的时间中让别人了解。
我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需要不断地迸发想象力，富有创造力。
经济活动充满了活力、情感、行动和各种争论，枯燥、繁琐与虚伪并不是财经新闻与生俱来的特色，新闻要讲故事，要有情节。
财经新闻是不能举重若轻的，它和娱乐新闻不同，它要求财经媒体具有扎实的制作水平，这一方面是指内容为主，内容上有看头有深度，另一方面是指一个财经媒体要保持整体风格的统一、稳定和延续。
财经记者成功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新闻理想，这是记者或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态度和追求；二是对职业的兴趣和职业态度的把握能力；三是宽阔的视野和拥有的新闻资源；四是熟练的新闻专业和财经专业的技能；五是刻苦性、坚韧性和一种机会。
拥有可以量化的经济学常识当然是财经记者必备的业务资质，但更重要的是诚实、理性、具有献身精神。
致力于开创一张真正“在商言商”的财经报纸，实践“独立、独家、独到”的职业记者精神。杨大明的探索，堪称中国财经传媒发展的一个缩影。
杨大明，男，1957年2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记者至新闻编辑组组长。1989年夏，参与创办《中华工商时报》，先后任市场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1998年春参与创办《财经》杂志，任联合主编。2001年起，任《财经时报》总编辑。
当我们向《财经时报》的记者打听他们的“杨总”时，得到的第一句回答却是：“我们都叫他‘大明’，他也喜欢这个称呼。”果然，他没有一点“老总”的架子，初次接触就让我们感受到他那如同邻家大哥般的平易。他在收到采访提纲后，很快通过电子邮件回复道：“看了采访提纲，心中深感惶惑。但是，我也很希望借此机会反思一下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当我们一起做些业务交流吧。周六下午如何？我开车，可以就近你们。听你们的意见。”未见其人，心中已有几分亲近。
我们的采访就在北京大学南门附近的一家幽雅的茶馆中进行，平和安静又自然随意，正如杨大明给人的第一印象。他总是面带微笑，眯着笑眼，长相属于不帅但很有人缘的那种。他语调平缓，不紧不慢，那份实在劲儿不像在接受采访，俨然是唠家常。
杨大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身上不乏北京人的豁达、随和与坦诚，甚至还有一点北京人的散漫。他很健谈，但语言淳朴，从不夸张，更难找到什么豪言壮语。他不愿过多渲染自己的成绩，而对前辈和同事的帮助总是念念不忘。他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的人，为人随和，心态平和，待人谦和。
杨大明称自己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在他的言语与思想中，的确时时会闪现出两种性格碰撞而出的火花。在平和之中求发展，在躁动之中求创新。
这就是杨大明，一个正在路上奔走着的中国传媒人。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52节 模仿没有出路
模仿没有出路——
访导演兼电视节目主持人英达
文/郑伟刘丹
采访者：作为一个电视剧的导演兼电视节目主持人，你认为中国的电视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英达：起步状态，非常混乱。实际上，电视业只能靠市场本身来调节，它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但目前市场调节只是发挥了一部分作用。我们的电视业正在向正路走，但还没有完全步入正轨。
采访者：在我们看来，国内电视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克隆”，比如说，北京电视台有个很不错的栏目《夫妻剧场》，别的电视台马上就会出个类似的节目，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英达：这是好事。说句实在话，这是因为存在着自由竞争机制。你有个好东西，凭什么你就垄断呀，没准我能做得比你更好呢？当然他们试试之后可能会发现他们做不了，这可能不是个资金问题，也不是电视台的垄断问题。比如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做这个节目就有很多有利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靠品牌好、人缘好来吸引名人、明星。反过来说，它就是再大的台，有再多的钱，再厉害，如果节目做出来没意思，主持人说出来的话没有质量，还是不会成功。不是说只要多给钱，话就更有趣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信心的。
采访者：那能不能这么说，艺术创作一定要经历从模仿到突破再到创新的过程？
英达：这是一定的。有个好东西，凭什么你要独占呀？别人可以来模仿呀，但模仿的东西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它要比原装的好就不叫模仿，就叫超越了。既然模仿没有原装的好，大家还是会看原装的，尤其是频道本身不再被垄断和封锁之后，我随便一调台，就能看到原装的，干嘛要看拙劣的模仿呢？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制作会经历一个模仿阶段，模仿阶段过了以后，大家都会明白模仿没有出路。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以为模仿有出路，还自以为得意呢。
采访者：美国的一些情景喜剧，比如《欲望都市》、《成长的烦恼》、《老友记（friends）》等等，有的一播就是七八年，为什么我们的情景喜剧，像《我爱我家》这样受人欢迎的作品，就不能拍个几百集，也播出七八年，有这种可能性吗？
英达：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的播出机制和他们不一样。观众只知道有些电视剧播出十几年，但是不知道这十几年来他们一共拍了多少集。一般美国人管一年叫一个演出季节，英文叫一个season，一个season一般是二十六集，一个礼拜播一集，一部戏播半年，最好的戏也就是五十二集。我们的《我爱我家》一共拍了一百二十集，这要在美国也够他们播几年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钱的问题。这个还不能不承认，我们在拍《我爱我家》的时候报酬很低，如果你要是拍起来一拖几年，还不把人给饿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快拍，几个月就拍完。这样大家一看，几个月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而美国的情景喜剧，像你刚才提到的“friends”；它的拍摄费用，咱不从它的season开始的时候算，就说2002年，拍摄一集是六百多万美元，大约合四五千万人民币，那拍出来当然好了，那么多钱，大家慢慢精雕细琢呗。剧本也是如此，他们可以一年给剧作家一百万美元，就写一集，不好回去修改。而我们的作家有时必须几天写出一个剧本，不然他就吃不上饭了，因为我们给的报酬太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创作没法和人家比，其实他们的作家还不如我们呢，如果叫他们来给我写剧本，让他三天写一集，他马上就跳楼了。
采访者：你说过“什么时候情景喜剧要是在黄金档出现，就会有无数的天才庸才都来搞情景喜剧，那时候就可能没我什么事儿了，所以现在我有独占鳌头的局面还得感谢它还没有成为强势”。最近《东北一家人》已经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这也标志着中国情景喜剧的春天似乎到来了，首先对你的成功表示祝贺。但是，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