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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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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家非素丰,人思躁进。以本求利,其弊何可胜言?”其时有以洋行挑水夫而为粮储道者,见殷兆鳙(yōng)疏。】“捐纳”外复有“劳绩”一途。捐纳有“遇缺尽先”花样,劳绩有“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花样。【捐纳官或非捐纳官,於本班上输资若干年,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而正途转相形见绌。甲榜到部,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王凯泰应诏陈言第二项,曰“汰冗官”。谓:“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部寺额外司员,少者敷十,多则敷百。补缺无期。各省候补人员,较京中倍蓰(xǐ)。”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论列时政,已言部员壅滞,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之语。及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廷臣屡言举班壅滞,然每科中额千二百余人,综十年且二千余人,铨官不过十之一。谋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举,三科以上举人舆焉。仕途之壅滞,为自唐以来科举制下必有之现象,何况又加之以纳赀、劳绩异途杂流之竞进?】
疆吏既竞务保举,多请吏部停止分发。保举大者有二途:一曰“军功”,一曰“河工”。光绪二十年,御史张仲析言:“山东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图保者以山东为捷径,捐一县丞、佐杂,不数月即正印矣。”【此见保举与捐纳之狼狈相倚。】其次复有“劝捐”。顺天赈捐一案,保至千三百余人。山东工赈,保至五百余人。他省岁计亦不下千人。时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发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无轨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当时的政象,绝对抵不住当时的外患,於是遂有当时之所谓“变法自强”。

二、晚清之变法自强

变法自强,本属相因之两事,【非彻底变法不足自强。】而当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所变只有关自强之法。】

 

 





一则清廷以专制积威统治中国,已达二百年,在满洲君臣眼光里,祖法万不可变。【满洲君臣之倾心变法不过求保全满洲部族之地位。令变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满君臣虽愚不出此。】

二则汉人在此专制积威政体下亦多逐次腐化。当时政府里真读书明理,懂得变法自强之需要与意义者亦少。
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惟遵功令,严於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於小楷点画之间。【此风肇(zhào)於曹振铸。曹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为军机大臣,殿廷御试必预校阅。没谧“文正”,盖以循谨为专制政体下之模范大臣也。自道光以来,科场规则亦坏,请托习为故常。咸丰八年,大学士柏菱以典顺天乡试舞弊罹大辟,科场法稍肃,然至光绪中又渐弛。】当时所谓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论捐赀、劳绩异途之纷纷!此辈本不知变法图强为何事,且变法无异先妨碍彼辈之地位与前途。彼辈既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辈又将躲在后面掣肘坏事。【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变法,论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计资格。时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进者多骑墙,精力渐衰者惮改作,资序已深者耻下问。其所谓更事,不过痼习空文,於中外时局素未讲求,安有阅历?而迂谈谬论,成见塞胸,不惟西法之长不能采取学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锐意扫除”此奏已在戊戌后,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状况也。

在这一种政治的积习与氛围中,根本说不到变法自强。纵有一、二真知灼见之士,他们的意见,亦浮现不到政治的上层来。【郭嵩焘谓:“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 
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舆百姓无舆。官俗颓敝,盗贼肆行,水旱频仍,官民交困,岌岌忧乱之不遑(huáng),而轻言富强,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焘以此告李鸿章,李鸿章则曰:“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此光绪三年语。)人才风气之固结不解,积重难返,由于崇尚时文小楷误之。”其实即以鸿章言,恐亦未能深切了解郭氏之意。晚清大臣能语此者惟曾国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议论,索解人不得矣。】

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此梁启超语。】即仅就兵事、外交、洋务等而论,亦复反对之声四起。【文祥光绪二年疏:“能战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稍识时务者亦讵勿知?乃至紧要关键,意见顿相背。往往陈义甚高,鄙洋务为不足言。抑或苟安为计,觉和局之深可恃。是以历来练兵、造船、习器、天文、算学诸事,每兴一议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为之者非其实。至於无成,则不咎其阻挠之故,而责创议之人。甚至局外纷纷论说,以国家经营自立之计,而指为敷衍洋人。所见之误,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当时一些所谓关於自强的新事业之创兴,无不迟之又迟而始出现。
举其著者,如铁路之兴筑,同治季年直督李鸿章已数陈其利,竟不果行。光绪初,英人筑淞沪铁路,购回毁废。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六年,刘铭传入觐,力言铁路之利,李鸿章又力赞之,而江督刘坤一以影响民生厘税为言,台官亦合疏反对,诏罢其议。十三年,始造津沽铁路一百七十里。明年,李鸿章唱议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议骇然,张之洞乃创芦汉干路说调停。后又中辍,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议,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沪宁路始于二十九年,京奉路成于三十一年,津浦路成 宣统三年。】
又以轮船言之,江宁条约后,外轮得行驶海上。天津条约后,外轮得行驶长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请,始定议。直至光绪十年,犹申明禁令,小轮不得擅入内河。十六年,有疏请各省试行小轮者,总署王大臣仍以为不可。【时江轮、海轮统名“大轮”。】待各水道外轮先后行驶,华商小轮始弛禁。【日本始有东京、横滨铁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会社设立在光锗十一年。又按:欧洲机械方面重要之发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机专利权在乾隆三十四年,福尔登始造汽船在嘉庆十二年。第一道汽机铁路之通车,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为欧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点。若中国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实仿行,先后最远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后法拉第发明电机,在道光十一年,鄂图氏发明内燃机,在光绪二年,而后近代机械之日新月异,变化益速。使天地为之异形,人生焉之转观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内事耳。

 

 


 

中国则因有二百年来满洲部族政权之横梗作病,使之虽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后则激荡益远,于政治革命之后,继之以文化革命、社会革命,于中国内部不断掀起彻底震荡之波澜,而欧洲之科学舆机械,遂终无在中国社会保养,徐徐生长成熟之机会。过激者乃益复推而远之,希望于驱逼中国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会愈动荡,则科学机械之发展愈受摧抑。而中国社会之所以赶不上近世文化之阶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学机械方面之落后。道路在近而求之远,歧途亡羊,此之谓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迟迟不进,终於使当时人的目光,转移到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问题上去。

三、晚清之废科举兴学校 

当时兴学沿革,略可分为两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绪辛丑为第一期,辛丑以后迄清末为第二期。 

首先创设之学校,大抵不外乎以养成翻译【而研究语言文字。】与军事【而连带及於机械制造。】之人才为主。
如京师同文馆、【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六年议于馆内添设算学馆,京僚谤讟繁兴。】上海广方言馆、【始同治二年,以苏抚李鸿章请。】福建船政学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闽,创设船厂,并设随厂学堂。十二年,沈葆桢陈选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清季海军将领多闽人,由此。】天津水师学堂、【始光绪八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始光绪十一年,亦李鸿章奏设,规制略仿西国陆军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始光绪十三年,粤督张之洞奏设。】湖北武备学堂、【始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调任鄂督后奏设。】湖北自强学堂、【亦张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其后专课方言。】陕西诸省格致实学书院【光绪二十二、二年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遂有各省格致实学书院。】等。
可见当时人对於创建学校之旨趣。且此等学校,十九皆创於外省一、二督抚,非由中枢发动。 

渐次乃有普通学校之创立,其目光亦稍稍扩大及於法政、经济诸门。然要之仍不脱於为一时之实用,而以学校为附属於政治之一机构。
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始於上海刽设南洋公学。先是【光绪二十一年】盛为津海关道,於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分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门。二等学堂课程亦四年,递升至头等。南洋公学如津学制,分四院:曰师范,曰外、中、上院。外院为附属小学,上、中院即头、二等学堂。课程大体分中文、英文两部,注重法政、经济。择尤异者资送出洋。盖以公学为预备学校,而以外国大学为究竟。中国学校之稍有系统雏形者始此。
及光绪二十四年,始有国立京师大学堂之筹办。庚子政变后,至二十七年,渐有复兴学校之议。【首创议者山东督抚袁世凯。】二十八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奏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二馆。可见其时对学校观念,仍认为系政治上一种附属机关,所谓“学而优则仕”,仍脱不了一种科举传统思想也 。【师范教育亦为当时所重,不为官则为师,亦合於中国传统旧习。】
学校生命,并非从一种对於学术真理向上探寻之根本精神中产生;其发动不在学术界自身,【严格言之,时已无所谓学术界。】而在几个官僚与政客;则宜乎其浮浅摇动,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清兴学,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 

其时进新式学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为在政界乃至於社会上谋一职业、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讥之为“洋八股”与“洋翰林”【如是则最多仅能学习到别人家的一套方法与智识,而学习不到别人运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识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讥之为“智识之贩”,以学校为“智识之拍卖场”。】

在此情形下,乃发生学校与科举之冲突。【学校与科举之冲突,正如科举舆捐班之冲突,以其同为一种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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