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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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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与五行,并非两派,此派以阴阳五行说明宇宙万物,已为采用道家庄老言自然万物的说法。【史记孟荀列传详载邹衍学说。其推而广之以言地理,又推而远之以言历史,皆与庄子齐物、秋水路径相似。以一气分阴阳,其论采于道家;五行则由当时新发现天空中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而起。】惟其主要精神,则仍本於儒家。【即偏重于政治的兴味而言仁义是也。】其学说大约可分两部分。
一见於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时则训及礼记月令,【此主“五行相生”说,如春为木,夏为火,木生人是也。】大抵主王者行政,须随时节为转移。【故曰“时则”,又曰“月令”。今俗称时令、节今,此“令”字即王者之号令,所谓政令是也。政令当与时节相应,即为天人相应之一主要义。】

 

 


 

此种学说,似颇导源於孟子,所谓“勿夺民时”也。【古者以大会猎教战,必于农隙,因之此派生用兵、用刑必在秋冬。又古人役民筑城、浚川及修坟墓等大工役,亦在农事已毕之后,故此派生葬埋及开掘动土必在冬季。农业社会之政治,处处与天气节候有关。惟孟子偏重人道观念,以“不忍人之心”及“保民而王”等说之。邹衍又折向古代宗教意味,偏重天道观念,遂另造一套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如谓冬行水令。利于用兵、用刑之类是也。苟子谓:“盂子、子思造为五行”,以晚起五行学说根本要义实导源孟子,非孟子自身即有五行学说也。(此种思想,直至最近俗传时宪书,仍有某日宜某事、某日不宜某事等,由古人以干支纪日,五行家以干支分配五行,於是再以相生相克说之,即见有宜、不宜。)】
又一部分则为汉儒所传之“五德终始论”。【此主“五行相克”,如周为火德,秦灭周,故自谓水德,水克火是也。又时之令,如周为火德,尚赤,(此在时则、月令属夏);秦为水德,尚黑(此在时则,月今属冬)。两派学说互自不司,而皆源自邹衍。大抵前者先起,故吕氏春秋已采之;后者晚出,故秦始皇并六国而采其说。】此所谓“五德之运”,此“运”字似从孟子“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来。【“运”只是因民心之转而影响到政权之推迁。五行学家又从民心折返天意,天上无不变之四时,地下亦无一姓之王统。此老子所谓“四时之运,功成者退”,而董仲舒引伸之曰:“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尧、舜之禅让。”于是王室更迭,为一种必然的循环。不重在人道上,而转重到天道上去。此又是天人相应之例。(今俗传命运说,即由此来。“运”即是“命”之必然的转动。一国一王政治制度之必然转动,渐降为一人一家之祸福的命运。)】故知邹衍学说原本孟子,不过天道、人道畸轻畸重之间,两人不同而已。【上述二说中,无论从何一说,已由惟一的上帝观念而演化成青、赤、黄、白、黑。五色帝。】
  
古代的宗教,便利于大群体之凝合,而过偏于等级束缚,一般个人地位不存在。【除却王帝以及诸侯贵族一部分特权阶级。】儒家以“仁”济“礼”,【“礼”为等级的,而“仁”则平等的。一般个人各自以“仁”为一切之中心;“礼”则只能最高结集于王帝,为唯一外在之中心。】在大群体之凝合中,充分提高了一般个人的地位,【古人言礼本於天,极於王帝。儒家言礼本於仁,由于个人。惟仁即顾及群体,即仍有礼之存在,仍不能无等第。(单礼可以无分别,群体不能无分别;等第即分别也。)】墨家一面注重大群之凝合,一面反对等第的束缚,【故唱“兼爱”。】而其缺点,则在个人之依然无地位。【故唱“天志”,抑且较古宗教为甚。】道家则专意要向大群体中解放个人,【故言“道德”,不言“仁义”。道德是各个的,仁义是融和的。】而结果达於群体之消失。

古宗敦以上帝、天子、民众为三位一体;儒家则以个人、大群与天为三位一体。墨家并不注重个人,只以大群与天合体。道家则以个人径自与天合体而不主有群;故於历史文化皆主倒演,即返到原始的无群状态。阴阳学家的缺点,第一在由儒家之偏重人道观又折返古代之偏重天道观;【如此则个人地位又趋模糊。】第二在由儒家之正面的、积极的观念里,又掺杂进许多道家的反面的、消极的观念,【如此则个人地位势必与群体冲突。】因此遂有神仙思想之混入。“神仙”即是由大群体解放出来的个人最高理想。
神仙思想之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像,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之严肃奉事一上帝者有别。【此为自由的、个人的,而彼则团体的、大群的也。】其徵见之於楚辞、九歌、大招、招魂、离骚诸篇之所赋。
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缥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燕、齐滨海,故其想像常超脱向外;淮、汉居陆,故其想像亦就地著实。燕、齐之所想望在世外,故以求仙为宗;淮、汉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为主。要之,同为个人的,非团体的;又同为方术的主要泉源,以与中原河域大众教之重礼乐者为别。其后秦灭六国,此等思想同为中原民族所吸收,而被编配于大众教上帝一神之下。(如湘君、山鬼之类,此不过一水神、一山神耳。其后以湘君、相夫人为尧之二女;又以屈原为水神,皆以南方民间素朴的自然神,溶入历史文化中,即是南方思想被吸收、被编配而与北方思想同比之证。)】其神仙思想之正式为学者所采用,则似始於庄子。

 

 




儒称“守死善道”,墨号“赴汤蹈火”,儒、墨皆以其轻生尚义之精神,逐渐使平民学者在社会上崭然露头角而占到其地位。【如子路、孟胜之徒皆是。】继起者遂有杨朱主为我尊生,以反对儒、墨之轻生为人。
庄子思想承接杨朱,既主为我尊生,因此不愿有团体与社会之压迫,又不乐为团体社会而牺牲,【所渭“鱼相忘于江湖”,理想的社会,正如江湖然,使群鱼各得独自游行之乐,而无丝毫拘碍束缚。】遂於人事方面,政治、教育诸要端,皆抱消极反对之意态。因此想慕及於一种自然的、超人的【即离俗出世的,亦即不受群体拘束的。】生活,【所谓“吸风饮露”,如藐姑射之“神人”,乃可无所赖于人而独全其天。】而寄托于神仙之冥想中。阴阳学家既主天人相应,以人事诉合於自然,自易接受道家此派意见,惟於阴阳学家本意,则相违殊远。【故史记谓:“燕、齐海上之方士,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也。”盖邹衍著眼在大群体,神仙思想则只是个人主义。要之即是儒、道两家之别也。及汉初淮南王,即汇合此陈楚巫鬼、燕齐神仙与道家思想而融为一体者,遂为此后道家之新宗。】

秦、汉方士遂以变法改制、封禅长生说成一套。
说文:“儒,术土之称。”方、术、道三名同义。儒称“术士”,阴阳家名“方士”,道家为“道士”,实一义相承也。方士求仙捷径,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此等感召,须遵一定之方术。【即礼。】如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有“祠灶方”,即祠灶神之礼。谬忌奏“祠太一方”,【即祠太一之礼。】祭祠鬼神,不以其道不至。【道即术、即方,亦即礼也。】
故知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变法改制以顺天利人,此亦礼家研讨之业。惟谓王者改制太平,封禅告成功,而得升天长生,【以黄帝为证。】则史记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其间羼(搀)以道家神仙思想,为儒术所未有也。【由上述一说,上帝之性质又渐从“鬼神”的神转换到“神仙”的神。此两种变化,即惟一的上帝变成五帝、天神变成神仙,皆由搀进道家思想而来。】

古代一种严肃的、超个人的【相应于团体性与政治性的。】宗教观念,【由是产生一种君主的责任观念。】遂渐渐为—种个人的、私生活的乐利主义【尤甚者属神仙长生术。】所混淆。
纯理的【即超我的。】崇敬与信仰堕落,方术的【由我操纵的。】权力意志扩张。【惟一的上帝,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死生大命,亦以理解自然而得解脱,别有长生久视之术。】

团体性的【政治、礼会、历史、文化的。】束缚松解,个人自由发舒。此两种机栝,完全在道家思想之演进中完成。【道家思想过于偏激,阴阳家不过为道家接济,使之渐达彼岸。】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因此王帝的性质,不重在权力而重在原理。】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因此人生只在现实,不在未来。】政冶、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此一切即儒家之所谓“礼乐”。】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小已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此即当时之一种宗教。】

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此即儒家所谓“性”。】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睛。只就仁孝基本,可以推扩身、家、国、天下以及於天人之际,而融为一体。【此即儒家所谓“尽性”。孟子于“仁”外言“义”,因仁字稍有偏于内在性与软性,可以用此补正,使之外立与硬化。】所以人生之归宿,即在身、家、国、天下之融洽与安全。【此即儒家所谓“天”与所谓“命”。】而人生之期求,即在政治、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合理与向上。【此即儒家所谓“道”与所谓“礼乐”。】

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后儒论礼乐,必从井田、封建、学校诸大端求之,其义在是。若专从死丧哭泣祭拜歌蹈,仪文细节处,谓儒家礼乐在是、古代宗教在是,则失之远矣。】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其时的政府(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而终于牢笼不住。】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
王莽之受禅与变法,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当时一面崇兴礼乐,一面又盛事避忌。阴阳家本兼采儒、道两家思想而成,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礼乐”与“方术”,到底不能融合为一。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道两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於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即可考见其一斑。】
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即大—统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应於乱世而起者,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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