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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领五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永乐间，始设内监监其事。沿习数代，勋戚纨绔司军纪，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内监之权又侵入于军事。其他明代如皇庄、矿税、上供、采造重重扰民事，亦皆奄寺主之，则奄权又侵及于财政。【明祖著令：内官不得预政事。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漠北诸将皆洪武旧人，以中人参之。又设东厂预事，宦官浸任用。明祖之废宰相，与永乐之任宦寺，皆出一时私意。明代规模定于二君，祸根亦胥重于是矣。】
内寺之权，极盛于熹宗时之魏忠贤。
天启六年，浙抚潘汝桢始为忠贤立生祠，天下争废书院应之。监生陆万龄请祀忠贤于国子监，又请以忠贤配孔子。崇祯时定逆案，首逆凌迟者二人，为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又次等论徒三年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共二百零九人。【忠贤本族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其时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臣有许显纯等“五彪”，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忠贤目不识丁，弄权至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蟠结攀附之盛已如此，则其时士风官方，亦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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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之反抗，而党祸于此兴。
明朝一种谄媚结附之风，盖由中叶以后，政治浑浊而引起。严嵩当国，朝士为干儿义子者至三十余辈。张居正卧病，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继之，诸杂职又继之，外官南京、楚、闽、淮、漕又竞起应之。黠（xiá）者以献媚，次亦避祸不敢立崖岸。时独一顾宪成，削名不屈。无论为张居正，为魏忠贤，自趋权附势者视之，则同样为权势之代表。而自守正不阿者论，则此等权势亦同样应该反对。反对此等权势者，酝酿于讲学，结集于书院。而张居正亦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则前后两次杀六君子十二人，党祸至于不可收拾矣。
又按：黑暗政权之普通象征，厥为贿赂。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以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振传。】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盖隐语，黄者金，白者银也。【广传。】刘谨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有至四、五千金者。【蒋钦传。稗史则谓：“布政史须纳二万金”。】科、道出使归，亦例有重贿。【许天锡传。】谨败后，籍没之数，大玉带八十东，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据王鏊笔记。】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耳。其后钱宁籍没时，亦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东。【宁传。】魏忠贤史不载其籍没之数，其富当更胜于瑾也。顾不必宦官为然。严嵩为相二十年，籍没时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不可数计。【嵩传。又稗史载：“严世蕃与其妻窖金于地，每百万两一窖，凡十数窖。”】当时文武迁擢，但问贿之多寡。【扬继盛疏。】
吏、兵二部持本就嵩填注。【董传策疏。】边臣失事纳赇，无功可赏，有罪不诛。文武大臣赠谥迟速予夺，一视赂之厚薄。【周冕疏。】虽州县小吏，亦以货取。【沈链疏。】户部发边饷，朝出度支门，暮入嵩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边镇使人伺嵩门下，未馈其父子，先馈其家人。家人严年已逾数十万。【张翀疏。】
政府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积可支数年。【王宗茂疏。】水陆舟车载还其乡，月无虚日。【董传策疏。又徐学诗疏谓：“都城有警，密运财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嵩本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邹应龙疏。】其后陈演罢相，以资多不能行，遂为闯贼所得。贿随权集，贪黩黑暗，谄媚趋附，胥可于此见之。然则又何怪于党祸之兴与流寇之起也！
直待全国正人都卷入党祸，而国脉亦遂斩。
第三十八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自唐至明之社会】
唐中叶以前，中团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一、 经济方面
（一）论漕运
以漕运一事而言，汉初只言漕山东粟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三国鼎立，乃至南北朝对峙，各自立国，不闻北方仰给南方。隋炀帝大开运河。【大业九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
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打通一气。东南、东北，均兴水运，并不是北方要仰赖南方粟。
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遂几成问题。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围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滞，物不耗失。’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岁，运米七百万石。
开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籴法”，令江南诸州租并回纳造布。可见当时中央赖北方粟已够。【《新唐书？食货志》：“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只云山东，不言吴、越江南。】
天宝八年诸道仓粟表：
道名仓名—正仓（石）—义仓（石）—常平仓（石）
关内—1，821，516—5，946，212—373，570
河北—1，821，516—17，544，600—1，663，778
河东—1，589，180—7，309，610—535，386
河西—702，065—388，403—31，900
陇右—272，780—200，034—42，850
剑南—223，940—1，797，228—70，710
河南—5，825，414—15，429，763—1，212，464
淮南—688，252—4，840，872—81，152
江南—978，825—6，739，270—602，030
山南—143，882—2，871，668—49，190
据上表，知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则关内与河东，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经济情况，明明北胜于南尚远。
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直至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
其时则自江入河之漕运，尤为军国重事。【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
刘晏为肃、代时理财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运。
晏之办法，大体仍是裴耀卿遗规，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又史称：‘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每岁运米数十万石给关中，或至百万余斛。’
然此乃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
贞元八年陆贽奏：“轻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文宗太和以后，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宣宗大中时，裴休为转运使，乃增至百二十万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都就漕运。【石晋自洛迁汴，已为此。】据当时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漕运凡有四线。
一、汴河——米三百万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万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大率以六百万石为常。】菽一百万石。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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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河——粟五十万石，【后岁漕益减耗，才运粟三十万石。嘉佑四年诏罢之，以后惟漕三河。】菽三十万石。来自陕西，自三门、白坡转黄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万石，【治平二年，二十六万七千石】菽二十万石。来自陈、蔡，自闵河、蔡河入汴。
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万石】来自京东，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
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里河。【即第一线】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即第二线】颖、寿等州所运，渭之南河，亦谓外河。【即第三线】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即第四线】
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财赋，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
宋初岁入千六百余万缗，已两倍唐代。熙宁时至五千余万缗。南渡后，更增至六千余万。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海运自秦已有，唐仁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杜诗）惟仅以给边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专官，秩三品，有加秩，无易人。创议者朱清、张瑄，本海盗，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库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并命其海外未还商船，至亦依例籍没。盖二人仍皆营盛大之海外贸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文宗天历二年为最高额。】
元代岁入粮数总计：
腹里（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等地）—2，271，449石—
辽阳—72，066—（8）
河南—2，591，269—（2）
陕西—229，023—（6）
四川—116，574—（7）
甘肃—60，586—（9）
云南—277，719—（5）
江浙—4，494，783—（1）
江西—1，157，448—（3）
湖广—843，783—（4）
据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辽阳以下七地粮数总计，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又恰当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于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国总数之上。
就西晋时言，下游粮食多仰给于荆襄。至此则江浙远超湖广之上矣。又若以整个南方【江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