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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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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shěn）每岁霖澍（shù），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会通河，直贯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学衍义补云：“运河由江入邗沟，由邗沟乱淮而渡上清口，经徐、吕二洪，沂、沁、泗水，至济宁。济宁居运道之中，所谓天井闸者，即元史所谓会源闸也。泗、【出泗水县。】沂、【出曲阜县。】洸、【出阳宁县。】汶【源有三：二出莱芜县，一出泰山南。】诸水毕会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此盖居两京之间，南 北分中之处。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泌，有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论诸闸，天井居其中，临清总其会，居高临下，水势泄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筑坝堰，建堤闸，岁糜巨帑，而凿者不胜淤，筑者不胜溃。堤密于田畔，地破于坏瓜。人力已尽，水患方烈。【皆明人语。】因运河而牵连损害及于旁近之水系。【山东滨海，水势自宜东注，而元代为以济通，尽逆之向西。清季沈葆桢谓：“舍运道而言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民田于运道势不两立。兼旬不雨，民砍启涵洞，官必闭以养船。运河水溢，官又开闸坝以保堤。堤下民田，立成巨浸。】大其甚者，为顾全运河水量，而强抑黄水南行，与淮合流。不惟河患频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时合泗入滩，淮下游为河所夺者七百七十余年。淮本无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录云，“宋史宦者传“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金史食货志：“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后，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按：北方诸湖泽，因黄水倒灌，淤填平满者甚多。河经河南中部， 土益松，泥益多，泛滥横决，而数百里间水利尽为破坏，又不独一淮受其害也。【上游因水利失修，各支流挟带多量泥沙之黄水，骤然灌注于黄河，激起黄河下游之溃决。又因下游溃决，淤泥停淀，使下游诸湖潭渐次填平，更无蓄水之用，如是而河决之患更烈。此皆互为因果，以造成中国史上愈后愈烈之河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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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鲁、苏、皖四省，天产民力，消耗牺牲于黄、滩、运三水之泛滥防御方面者，不知凡几。
若当时一面能改行海运，【元人海运，已十达六、七，若自淮口扬帆，不经月即至天律，更无可虞。此事明人主之者，如邱浚、罗洪先、郑晓等，殊不乏人。而屡议屡格，宁岁掷无量巨金于会通无底之牝，真可惜也。】
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
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叠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 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五代战争，北方烈于南方，而石晋所遭契丹南侵之祸为更甚。】
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
三、见于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
辽史兵卫制，“辽每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四、见于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受同样命运。关中、河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降低。
五、见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浪情况之退步。【忽必烈问张德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在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签兵正如五胡北朝时发丁为兵。】
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由屯兵之杂处，北方村落受害极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时。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虑中原士民怀贰，始置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内徙，与百姓杂处。
计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陇之北，皆有之，皆筑垒村落间。其千夫长曰“猛安”，百夫长曰“谋克”。朝廷则不断括民户良田与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谓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宗浩等于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余万。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给军之敕令。
农民失去田产，另受薄恶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诏曰：“山东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人户。愎有籍官闲地，依元数邀民。”七月又诏宰臣曰：“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
泰和四年，上闻六路括地时，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贞佑三年，参政高汝砺谓：“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
而屯田兵得良田美产，却不肯自己好好耕种。
世宗大定五年，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户，往往骄纵，不视稼穑。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六月，又曰：“间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种而不芸，听其荒芜。”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治劝农官罪。明昌元年三月，勅：“当军人授田，只令自种。”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十里内自种，余者许便宜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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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只是喜欢出外畋猎。
明昌三年，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
渐渐亦有习染中国文学风气的。
刘祁归潜志：“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
要之不习农事，乃至于鬻田亩、伐桑枣。
奉和元年，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土地者有刑。其田多污莱，人户阙乏，并坐所临长吏。
中国的良好农民，则失其祖产，或沦为佃农，因此与猛安、谋克间感情日坏。
李石传谓：“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明昌二年，尚书省奏：“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
迨蒙古兵南来，汉人乘机报复，在河北之猛安、谋克户，多见诛夷。
元遗山完颜怀德碑：“民问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又张万公碑：“宣宗贞佑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乘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雠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又见金史张万公传。】
其避而南迁者，不下百余万口。【革去冗滥，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见陈规传。】一时又议括地分授，事虽未成，然河南民皆倍征以给。
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外倍征以给。”
民不胜苦，逃亡破残，遂至兵多于民，其状更不堪言。
侯挚疏：“东平以后，累经残毁，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