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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钡鹊龋庑┪侍夂驼榉从吵龅笔毖烁嗍谴铀枷攵茄醯慕嵌壤纯创肮А保ǖ�359—403页）；不过也可能有例外，如曾在美国留学而其时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洪业就有这样的认识——他反对国学研究这种观念，觉得学问应该没有国界，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该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笼统归人“欧洲学”一样，还认为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见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就在这样的思想与学术互动中，“最后还是中国所固有而西方学术分类中也存在的史学被确立下来，‘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第401~402页），其领地被分科后的各门学科所瓜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学校划分系科时，几乎全是按照西方学术分科模式——以西学来部勒国学，对原“国学”的研究范围，学者也是从西式学术分科中的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9页；并参看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清季民初这场关于国家与学术的争论终于以新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由此所造成的偏弊却并没有随争论的淡化而休止，得势的新派在学术上靠稗贩西籍和以新材料、新方法取胜，不去读常见书甚至“借助时会，假手功名”的现象依然严重，章太炎的这个批评“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瘢’’（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半月刊》第55期），可以说是当时许多学界趋新人士的共相，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综合起来看，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这个曲折演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古学’’（或“国学”、“国粹”）由据以安身立命、天经地义的“知识资源’’到“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汰”的“最富矿藏”（严复语），再到被送进“博物院”变为“学术资源”，最后又到“国学”的淡出过程（“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见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钴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5页；并参看章清《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也正是新的知识传统和现代学术分科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在也是随着近代中国的主要“崇拜”而转移的过程）。罗志田认为这一过程中最显著的主线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不过，也正是“国学”的淡出“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文化’这一称谓的主流地位，此后‘学术’的含义日渐
收缩，昔人思考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到今天已变为‘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了。”（第403页）
该书初读起来会觉得作者对这场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所引的材料太多，论证甚至有点反复和烦琐，让读者有时很难索解作者意旨究竟何在，其实，这样的写法可能是罗志田借鉴了陈寅恪论著的写作风格，因为从根本上讲，局限于历史研究者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住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及其可依据的永远不可能被竭泽而渔的材料——“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那当然是不可能，另外，人类的经验可以被无穷地诠释和接受，而且历史文本也就有高度的可塑性，其具体形貌本就取决于后世不断的诠释与重构，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也，这就使得我们对历史真实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当然也可能存在“过度诠释”后的“想当然”情况）。作者还引用陈寅恪先生之言：“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提示出陈氏之所以为此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即不同史家对史料的解读可能相当不同，若仅仅引用一二‘关键’语句并据此立论，读来更觉通畅而明晰，但无意中便使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具有‘垄断’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众多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若将相关史料较详尽地排比出来，虽仍有作者的剪裁、处理等倾向性在，到底可以让读者有据史料而判别作者立言是否偏颇的参与余地”（第15~16页），因而该书“偏重于叙述，引用史料较今日一般论著稍详，尤其对不同见解尽量征引”（第17页），这样或许可以有“随人观玩”的效果，让读者拥有更多的诠释权，引导读者“悠然神会”（Empathy），回到历史的“案发现场”，设身处地去体会作者的“苦心孤诣”，同时也可减少由于引用者的过度解读而造成读者的先人之见，故此，本书的难读也该是应有之义了。不过，也许正是作者这样“采取回向原典的方式”，“既重视各方观念本身的异同，也关注不同观念竞争的过程。在处理史料时尽量子心对待争论各方的言论和观念，给各方以尽可能均等的‘发言权’，希望能重建出一个比较接近原状的观念竞争进程，以增进对昔人心态、观念及时代关怀的认识和了解”（第15页），才向读者传达出“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这一清季民初时期表现最为明显的面向。
在本书里，作者避免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线条化处理，力图把当初的诸多复杂面向凸显出来，使读者在“悖论”中认识当时的历史，反过来，也更好地去理解历史中的“悖论”，罗先生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加强了历史本就具有的丰富多彩性，扩展了人们对历史的更进一步认识，“颠覆”了一些人们往常对那段历史的清晰明白的认知，使历史变得更为“模糊”，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当然，越是清晰的历史著作越是让人怀疑，如果我们重建出的史实是干净利落，恰可能正好与历史的实相相悖，即陈寅恪所谓的“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也正如著名荷兰史家安克史密特（Frank Ankersmit）所说：历史修撰领域中伟大的历史著作，如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休伊津哈、迈内克或布罗岱尔等人的著作，都没有终结历史争论，没有让我们感到我们终于知道了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切终于澈如明镜了。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最有力的刺激物，促成了更多书写的生产——其效果是非但不能将过去置于历史博物馆的支架上，以便从各个角度审视之，反而使我们疏远了过去（转见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或许，这就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其实，既然本书作者标题为“国家与学术”，其涉及面应该非常之广，但该书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在有关文本之外进行太多社会学的分析，对关于“国家与学术”的论争也主要立足于精英文本在学术史层面展开，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本书大致是一种介于思想史和学术史之间的探索”，作者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构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主要探讨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第15页），沿学术与思想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来探讨其演化，从而对清末民初的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不过，究竟应该怎样对本书定位以及作者所取得的最终效果如何，那还有待于以后的实践来证明。
梁启超与吴其昌
■ 夏晓虹
知道吴其昌之名，在我主要是由于梁启超的缘故。二十年前读《饮冰室合集》，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故对其人印象颇深。嗣后，编《追忆梁启超》一书，除收入吴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二文外，又仔细阅读了其绝笔之作《梁启超》。当时对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的至行十分感佩，《后记》中特申敬意，称：“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也因此，就我而言，吴其昌的名字总与梁启超相系连。这对于吴氏显然不公平，但经由此例，却可以让我们窥见教育转型期师弟关系的动人处。
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吴其昌自有其独到的学术贡献。吴氏出生于1904年，为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提到这个地方，世人最先想起的很可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情诗人徐志摩，而吴本为徐之从表弟。只是，论家境，吴远不逮徐，16岁以前即遭遇父母双亡。几乎所有的吴其昌传文中，都会有“家愈贫而学愈力”一类的表言，这对于“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的吴氏而言，其结果有二：一是因“家贫不能多得书，就里中藏书家借读，寝馈不释卷，以是成就特早”；一是因读书“或夜以继日，或坐以待旦”，“而体质亦弱”（方壮猷《吴其昌教授事略》及胜利出版社编审组《梁启超·作者小传》）。
1921年，17岁的吴其昌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研治经学及宋明理学，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三年后毕业，即赴广西，任容县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周家做西席。于此间闻知清华学校开办研究院，“国学门”首次招生，吴即报名应考。招考情况亦颇值一提。按照台湾学者苏云峰的概述，其考试程序及内容如下：
第一届考试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普通国学”，用简单的问答
体，注重普通常识。第二阶段考作文一篇，限二小时。第三阶段为专门学科，
原定经学、史学、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语（英德法文择一）、自然科学
（理化生物择一）、普通语言学八门，考生任择其中三门作答。后为减轻难度，
仅以经学、史学和小学三门为范围。（《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十章）指定的参考书分别为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学），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史学），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小学）。此次招生共录取学生33名，吴其昌以第二名考中，成绩骄人（见戴家祥《怀念英华早谢的吴其昌同学》）。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到校任教。各位教授有不同的指导范围，如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而吴其昌此前已撰成《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故择定“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由梁启超担任指导教授。二人因此缔结的师生缘，无论对于梁还是吴的学术生命，都极其珍贵且意义深远。
于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也选修了王国维先后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