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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刘半农去世，鲁迅作《忆刘半农君》，沉挚深情地纪念这位昔日的朋友：“现在他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人烂泥的深渊。”
在鲁迅藏书中有四种刘半农题词的赠书：一种是1919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的《中国文法通论》，是刘半农在北大为预科二年级讲课所用的讲义。线装，铅印，在内封上，刘半农用毛笔题写：“豫才兄著者”。
一种是1926年4月北新书局印行的《瓦釜集》，书的内封中，刘半农用毛笔题写：“豫才我兄赐正复二十六年五月”。该书收录他用江阴方言写的民歌，是白话诗创作在体裁上的一种新尝试。取名《瓦釜集》，是“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半农代自序）刘半农以为：“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于是我们的话。”因此，他用方言写的民歌，也很带有了民歌纯朴自然的味道。“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我看见你蔷薇也和看见姐一样。／我说姐倪你勿送我蔷薇也送个刺把我，／戳破仔我手末你十指尖尖替我螃一螃。”（半农自注：你：了。和，读海字之去声。戳：刺。耪：以布片缚创处。）语言和情感都坦率自然。周作人用绍兴话为该书写的序歌，亦是生动有趣：“半农哥呀半农哥，／偌真唱得好山歌，／一唱唱得十来首，／偌格本事直头大。”“今朝轮到我做一篇小序，／岂不是坑死俺也么哥？／——倘若一定要我话一句，／我？；3ff连连点头说‘好个，好个！”’。鲁迅藏书中还有一本没有题字的《瓦釜集》，毛边，没有裁开。
1926年6月北新书局印行的《扬鞭集》，刘半农在书的内封上题写：“迅兄教正复一九二六七月”。该书收录了他“十年以来所作所译的诗歌小品，删存若干首，按时间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扬鞭”’（半农自序）。还是周作人作序。从这本书中，可以感受刘半农对口语的驾驭能力，和对新诗形式的探索与试验。其中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到今天还为人传唱。
1926年7月刘半农还将他的译作《茶花女》送给鲁迅，封面题字“迅兄教正复一九二六、七月”。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部刊于1933年的《初期白话诗稿》，该书影印了八位白话诗人在1917至1919年间创作的诗稿原件二十六首，都是刘半农保存下来的。刘半农用保留的当年《新青年》的稿纸写的序言和目录。内收李大钊一首，沈尹默九首，沈兼士六首，周作人一首，胡适五首，陈衡哲一首，陈独秀一首，鲁迅二首o
1933年3月1日《鲁迅日记》：“得静农信并《初期白话诗稿》五本，半农所赠。”这时鲁刘已不来往，但刘半农影印此书时，不仅收录了鲁迅的两首诗，还在序言中写下了一段感怀的话：“鲁迅先生在当时做诗署名唐俟，那时他和周岂明先生同住在绍兴县馆里，诗稿是岂明代抄，鲁迅自己写了个名字。现在岂明住在北平，鲁迅住在上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样合作的机会，这一点稿子，也就很可珍贵了。”写此话时，他大概忆起了当年的情景，感伤怀念之情便从文字中流露出来。
萨福或“萨福”
■ 止 庵
坊间有本新书，叫作《“俨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依我之见，这位古希腊女诗人身后二千五百多年间，人们对于其人其诗，不是做加法，就是做减法。具体说来，前一方面是先加后减，后一方面是先减后加。所谓“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便是这一过程的产品；萨福也因此变成了“萨福”——她名下的衍生物，一个歪曲或模糊的影子。
萨福生平很多说法出自后人之口，譬如她相貌丑陋，行为不检，同性恋，最终殉情自杀，等等，由此附会出不少文学和艺术作品。就中如查理斯—奥古斯特·孟根所画《萨福》，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所写《萨福或自杀》，皆为动人心魄之作。然而有如学识渊博的女作家所声明的：“萨福的奇遇与希腊相关，是由于完全捏造的一种传说，即这位女诗人为一个无情的美男子自杀了，但是这个演杂技的萨福，却属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娱乐圈。”（《火·序言》）以上有关萨福种种传闻，经过现代学者考证，均属虚妄。可是剥离了这些内容，我们也就所知不多了。当然，约定俗成，“萨福”或许仍被视为某种身份的代表；只是相关的道德判断，与从前已经两样罢了。
柏拉图曾称萨福为“第十位缪斯”；当时又有一种说法，以荷马为“诗人”，以她为“女诗人”，大概都是实事。那么在此范围之内，也许可以体会真实的萨福了。可是她的作品，却又散失殆尽——据说系为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所焚毁，本书则云：“现代学者认为，这不过是关于萨福的又一个浪漫神话而已。”不管怎样，接下来即如知堂翁所说：“圣人们的卫道工作是完成了，可是苦了后世的文人学子，他们想一看古人遗诗的都大感困难，只好像那拣破纸的人似的，去从古来的字典文法，注疏笔记中去找，抄出里边偶尔引用因而保存下来的一行半句，收拾烬余，作辑逸的工作，现在的萨波（按即萨福）遗诗集便是一例，就是这样编集成功的。近时又有人在埃及发掘，于木乃伊的棺中得到许多废纸，中间找出好些抄本的诗文，萨波的诗于是又增加了不少，不过都是前后断烂残缺，经了专门的订补，这才可以通读，至于与原本究竟异同如何，那是无法知道的了。”（《希腊女诗人萨波·关于萨波》）“订补”之举诚属不得不为，然而正如海恩斯所提醒的：“有许多断片必须拼凑连合，用了不大可靠的猜想去求出它的意义来。我们不但须得解说萨波的梦，在许多地方我们却常被诱引或者至于被强迫去自己做梦，这是一个颇多危险的冒险事情，不是可以容易做得的。”
本书更补充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萨福遗诗，一定是萨福自己写下来的。萨福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转换年代。萨福的歌诗从一开始就是唱出来的，是依靠口头记诵而流传下来的。……萨福本人的声音，已经永远消失了。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层层叠叠的转述，是多重意义上的‘翻译’。”这么一来，那些断编残简，似乎也该属于“萨福”了，——虽然“萨福”的用法，已与编译者的原意有所出入。假如将萨福限定为女诗人自己，便只剩下一个名字，我们也就无话可说。那么不妨宽容一些，还是把这些抒情短诗归诸萨福名下，就像“史诗”归于荷马，“寓言”归于伊索一样。
《“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有番话讲得不错：“‘萨福’是一个早就不再属于萨福的名字和符号。‘萨福’和萨福的诗，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读者，兴趣原本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就这一题目而言，我希望遇到的是“萨福”背后的萨福；至于“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暂且不去管它好了。而本书正可看作一部比较完整的萨福诗集，尽管诗作系由英文转译。附带说一句，类似书籍，先前有罗洛同样译自英文的《萨福抒情诗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更早则有署名周遐寿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出版）——此书虽是根据阿瑟·韦格耳所著传记编译而成，却包含了从古希腊文和英文翻译的两种萨福诗集。
然而我们如何从这多半仅为只言片语之中看见萨福，而非“萨福”呢。本书编译者也说：“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萨福编织出来的神话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她的残诗的解读。”读者很难不去设想：这些诗到底是写给谁的，写这些诗的到底是怎样的人。而这极有可能把我们从素昧平生的萨福引向早已熟识的“萨福”。编译者说：“如果没有萨福的诗，‘萨福’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但是“萨福”可能反过来试图支配这些诗作，尤其因为它们残缺不全。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做到适可而止；或者借用埃科的话，能否“诠释”而非“过度诠释”。当然为了避免“过度诠释”，所实现的可能只是“部分诠释”；不过阅读萨福遗作，恐怕也只好这样了。
韦格耳说：“罗马诗人诃拉帖乌思（按即贺拉斯）曾经称她为‘男性的萨波’，这是真实的，可是雅典柰阿思给她的形容词说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却更为真实，因为在她的诗里存着一种弥漫的女性……”可以借来形容我读萨福的感受：一个女人在真实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如此而已。记得吉尔伯特·默雷在《古希腊文学史》中批评道：“平心而论，她的爱情诗涉及范围虽然狭隘，但表达思慕之情的辞句艳丽无比，这种思慕之情过于热切，不免带一点感伤情调；同时情真意切，用不着隐喻和引人遐想的词藻。”对于将萨福与荷马相提并论，默雷也表示不能认同。然而如果把人的内心世界看作与外部世界一般深远广大，那么正不妨说萨福是另一位荷马——这也就是贺拉斯称颂她有男子气概的原因所在。萨福对于心灵幽秘与微妙之处的揭示，有如韦格耳所说：“到未了，萨波总是回到她的音乐与她的话里去，凭了这些她将心里回环不绝的悲哀倾倒出来，这样乃使得本是速朽的东西变成不朽了。在她五百多年以后，诃拉帖乌思说，‘这埃阿利亚女子放进她的弦上去的，爱仍是呼吸着，火焰仍是燃烧着。’希腊诗选中一个名叫亚女妥思的人说，‘她的语句是不死的。”’后来所有女诗人的作品，在我看来都像是对萨福的变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阿赫玛托娃了。我读萨福，每每联想到她；觉得她是努力把萨福诗作亡佚的部分逐一补全。如果说阿赫玛托娃更强调萨福委婉幽怨的一面的话，那么另外一位看来与她毫不相干的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笔下也可见到萨福的影子，因为萨福本身还有强烈直率的一面。以荷马为“诗人”，萨福为“女诗人”，真是恰当极了；萨福预示了女诗人几乎全部的可能性。
本书编译者说：“惭愧，我不懂希腊文。这本书里的译文，根据的是不同的英文译本。”我在此大概应该附和一句：惭愧，我读的是译文。其实前面提到的阿赫玛托娃和普拉斯，也是一样。那么所见真是萨福，而不是“萨福”这个翻译的产物么，就像“阿赫玛托娃”和“普拉斯”似的。文学史上讲到萨福，一再叮嘱“不可翻译”，也表达了此种质疑。当然推而广之，一切诗都不可翻译，如同知堂翁所说：“我相信只有原本是诗，不但是不可译，也不可改写的。诚实的翻译只是原诗的讲解，像书房里先生讲唐诗给我们听一样，虽是述说诗意，却不是诗了。将自己的译本当作诗，以为在原诗外添了一篇佳作，那是很可笑虽然也是可恕的错误；——凡有所谓翻译的好诗都是译者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