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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凹的“善变”，怎么就让我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了《浮士德》，想起歌德笔下那个总持不同政见、惹得浮士德大光其火的靡菲斯特——“否定的精灵”。你看，当年《浮躁》一竣工，他就宣布着这种写法已成过去时；无独有偶，《病相报告》甫复印，他又忍不住要表示对这种写法的厌恶。有来访者，人家刚一提到此书，他就忙问，有没有看到他发表于2001年7月号《人民文学》上的新作。那场面我未亲见，但想象得来。恍惚中，平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狡黠地眨眨双眼，颇有意味地说：“打住了，先生，那不能说明问题，这才是我的风格。”
言中提到的新作，就是收在《听来的故事》里的中篇小说《阿吉》。
《阿吉》是《阿Q正传》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回响。学界曾有惑：为什么阿Q是一介农民？也是。表示愚弱的国民性，那载体可以是职员，可以是商人，可以是知识分子，乃至贩夫走卒者流，而鲁迅怎的偏就选了农民？是农民人数众多，是农民表现充分，还是指东打西，用了曲笔？鲁迅总有他的道理。而平凹这样选，只怕还是由于他对农民、对农村生活的熟悉。
阿吉进城、回乡、再进城，完成了从阿鸡到阿吉再到阿鸡的回归。作为一个他捉弄人人也捉弄他的村中的“另类”，阿吉栽在说“段子”上，荤素不拘，说长道短，本也没有什么，他不该说到了“腐败”问题。这一来，他的下场不言而喻了。调侃揶揄中的一转，不能不是平凹意味深长的一笔。
“士”卷是平凹的两部散文集：《敲门》与《五十大话》。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认识平凹，只怕都是自散文始。而平凹在这个文学体裁上的工力和成就，当之无愧的，可占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
西部散文，因出于近年，便境界愈见高远，手法愈见老辣，譬如他的《残佛》。文章这样开始：“去泾河里捡玩石，原本是懒散行为，却捡着了一尊佛，一下子庄严得不得了。那时看天，天上是有一朵祥云，方圆数里唯有的那棵树上，安静地歇息着一只鹰，然后起飞，不知去处。”寥寥数语，就把你带到一个安谧的境地。“群居防口，独坐守心”，平凹是个有宗教感的人。是因了虔诚吧，这尊偶然拣来的、只剩下莲台上一脚一手的残佛，被他塑造出一份充满空灵的美丽。值得一捉的，还有他的《观看OO年世界杯足球赛》，共计二十八篇文字，是一组颇有见地又饶有意趣的关于当代体育赛事的妙文。说他有见地，比如，他这样评判决赛时两队的阵容：“一边是生死一卡恩，一边是存亡三尔多”。说他有意趣，你看这句：“（瑞典人）瞬间的疏忽给了塞内加尔人针孔大个洞，人家就钻进来筛子大的一团风。”还有呢：“但是，美国人还是进了八强。一条裙子，对于贵夫人无所谓，贫苦的农妇就可以穿上出门了，上帝偏把裙子给了贵夫人。”例子不必举了，总之是，读来能让你笑倒，却又让你在笑倒中深思。
“非常良民”：基层的精英“游离”与“上升”
■ 张大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表现一个地域的山川人文是许多作家的梦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面自诩为法国社会的书记；福克纳尽心地描绘“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那个马孔多的小镇子则是马尔克斯梦魂萦绕的地方。这些作家都试图创造出一个个独立王国，并且有声有色地为这些王国撰写历史。通过这些小说，人们可以结识一批过目难忘的性格，每一个性格所衔含的不同历史故事片断；人们还可能看到种种奇异的风情、建筑和地貌，这预示了某一时代不退的烙印。我时常在探问，作家为什么如此痴迷呢？他们想分享上帝的光荣吗？蔡测海的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作为我们时代难以退去的烙印，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作者如此执著于民间社会的书写，到底寄予着怎样的人文理想？
在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寻根”热潮中，中国的许多作家也试图通过对“边缘文化”与中心话语的反思来完成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层思考。我不知道这股思潮是否对蔡测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许多作家都把笔锋转向对边缘文化、边缘群体的书写，这其中的缘由本身便是颇费思量的。孔子曾说过：“礼失，求诸野”，可见我国很早以前就存在着一个居于“朝”之外，叫着“野”的民间社会。这个“野”独立于“朝”，又与“朝”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对立的，有时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也许正如孔子所说，当“朝”这个主流社会“礼失”的时候，野更能显示出其价值。正统社会对民间社会的策略是一元的：顺者昌逆者亡，这也许就是“良民”的真正含义。小说主人公陈次包对此有深深的领会：“刁民是骨头，良民是肥肉，干部是瘦肉，坏人是屎。这个世界是不断长膘的畜牲，我要当良民，我不要变成屎。”民间社会对正统社会的文化策略是多元的——合作、反抗、逃避——然而，家长制下民间社会文化策略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抵抗者不仅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一般是要被杀头的；只有合作可以得到较大的利益；游离者则是清贫者。以利益与自由的分配状况看，恰成一个反比例。庄严和自由要以牺牲利益为前提，所以中国的圣哲们主张“安贫乐道”，更有甚者，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他们经常讨伐“利欲之徒”，厌恶“不义之财”。然而提倡归提倡，讨伐归讨伐，“利欲”仍然支配着这个世界，物质利欲的上升，精神境界的下降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危机。但实在说来，没有饭吃，也就不好“悠然见南山”了。陈次包的“官吃运，民吃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他连拣粪的权力都丧失了，生命也就很堪忧了。那位不食“嗟来之食”的古圣者，他的前途只有一个：死。自由和尊严何其昂贵。
《非常良民陈次包》作为一部“三川半人物考”，展现了三类人物形象：第一类是以老王、牛司令为代表的反抗者，最终的结果是被人割了蛋蛋。第二类是以牛贩子、兽医站长为代表的“合作者”，他们是权力的拥有者。作者通过对他们的升迁与失意、自以为是与愚昧无知、道貌岸然与腐化堕落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勾画了某些中国下层“权利”占有者的嘴脸，那头变白又变黑的猪的历程便是他们一生的真实写照。第三类人是以陈次包、憨老、李眼睛、王二饼为代表的“游离者”，他们都有一点过人之处（如陈次包的赌博、憨老的画等），他们是“聪明人”，但都有命运多舛的人生旅程。人生的遭际使他们相对淡看名利、冷对荣辱，同时又在自己低贱的工作中努力地寻找生活的乐趣，以审美的眼光完成自己对生命的诠释。作者给这类人物投入了较多的笔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显然代表了作者的人格理想。
说他们是“游离者”并不是说他们可以置身于社会中心话语之外，而主要是指他们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是一种边缘人，这里所谓“边缘人”，是指一种民间的社会精英，他们本身有能力进入基层社会权力中心，但由于对于基层行政行为的不满，以至于与自己的人格操守相抵触，因而自觉地或被动地游离于话语中心之外。但“游离”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批判，他们往往是通过讽刺、揶揄等方法表达自己的反抗，标识自己的异类形象。在《非常良民陈次包》一文中，兽医站长给畜牲屁股上画红以收取贿赂费，陈次包则乘着夜黑给全村的畜生屁股上都画了红。憨老则“画了一幅猪头猴腚的动物送给兽医站长，兽医站长看了高兴，以为憨佬顺了他的意思，牲口的屁股上是要画红的，画的意识与兽医站长的意识就是统一的，统一了对三川半畜牲的认识，得送牛卵子给憨佬下酒。后来一想，这憨老头画了头不猪不猴的怪物给他等于是骂他！”不仅如此，这些边缘化的民间精英，对于正统话语时刻保持着自己的敏感，他们常常以“地方性知识”来解构社会中心话语：如这一段：“三川半人管美元叫美国人民币。银行的人多次纠正了这种说法，美元可以叫美金，不叫美国人民币。美国只有纳税人，没有人民。陈次包同银行的人辩了几回，美元叫美金，人民币就叫人民金，英国钱叫英金，越南钱叫越金？银行说话的是位女士，陈次包说什么越金英金，听起来很不雅，以为陈次包调戏她，性骚扰一类，问这个人是蠢呢还是坏？”为什么必须叫“美金”呢？这显然没有必然如此的道理，之所以“银行的人”去纠正，是因为“美国人民币”的称法不符合社会正统话语规范，陈次包的看似无意的无赖般的调侃，事实上反映了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正统话语的抵触。
干部的话语权力是由“干部”的身份、地位、权力、声誉所决定的，许多时候，这些附加因素的分量甚至超过语义的作用，使话语产生一种超额的影响。在这当中，至关重要的是“身份”，具有身份的人，是话语权力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到来自他们威权的压力。他们的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这种安静是身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于语言权利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服从。相反，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得不到回应。具有身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利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正是由于身份的不同，才有“干部”与“良民”的差异。“干部叫浩杆子，本来也是个良民，往上升了一节，就成了干部。浩杆子是干部，因为他的脸相、语气都是干部，他没一点儿跟良民陈次包相同的地方。陈次包多次打量过浩杆子，人家就是个干部，那样完美，四个兜的衣服，插了两支亮亮的钢笔，一身香肥皂气味儿。陈次包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