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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用村庄社会关联来看村民选举情况时精英动员的方式和效果以及村民参与选举的实态。村民在选举时可以选择自己的倾向，有些村民可能会选一个强人，有些可能会选一个恶人。
结论部分是一个扩展。如果说村民选举是在村庄中进行的，而且大多数村民政治选举活动都基于村庄社会网络之中的村庄社会关联，能不能说村民参与的就是关联性参与？我于是提出这个结论：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关联性参与。并试图将其运用到对农民政治行动的分析之中，提出”关联性一致行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
我想从对河北武安“一制三化”的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中，谈一谈对制度创新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个理论思考是制度创新的原因。中国的制度创新既是危机推动的结果，又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武安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村委会通过海选的方式选出来后，很多人鼓动村委会说：“你是我们两千多人选出来的，党支部是几十个人选出来的，当然应该你说了算。”很多村委会主任也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就去抢权。另外一个就是村民本身认为自己选出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理所当然参与，因此村民参与的热情高涨。这时党支部面对村委会感觉自己理虚气短。这样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村委会争权，党支部合法性减弱，乡镇就感觉到自己推行工作困难。原有的体制很难行得通，因此需要体制创新，使县和乡的工作能够在村里贯彻下去。这是县、乡愿意制度创新的原因。
第二个理论思考是一项制度创新何以继续下去。我认为，制度创新需要制度的供给方和制度的需求方都能够从中受益。我先介绍一下“一制三化”。一制三化就是六会议事。六会就是村民会议、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村民委员会会议、两委联席会等。这里强调最多的是两委联席会，即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参与决策的联席会，很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两委联席会上决定的。这是重要的决策机制。财务三审，原来财务由支部负责，现在村委会的权力加大了。公章双签，公章在农村非常重要，现在公章必须由书记和村长同时签。还有四制监督等。“一制三化”是权力分享和制约的机制。一制三化中支部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两委共治，村庄精英参与。它是一种制度性妥协，支部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村委会也有了一些权力，如公章、财务方面的权力等，村民也有了参与的手段。这种制度创新，让各方都分享到了一些利益和好处。从供给者来看，乡、县下属的五百多个村庄中原有二十多个支部的工作很难开展，这些村庄的矛盾现在得到了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的创新中，制度的供给方和制度的需求方都能够受益，满足了制度创新的诺斯标准。
还有一点要讲的是制度创新的推广方式。河北的制度创新推广方式是中国典型的方式，即媒体报道——领导批示——发文推广。武安经验先由新华社内参限道，中央领导批示，随后中央组织部发文推广，其他地方参观学习并加以效仿o2000年我去调研的时候，当地的领导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能不能把我们的模式在将来的《村民自治法》中体现出来？”他们还想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推广。 “一制三化”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两委分权的基础上，现在这个地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支部书记“一肩挑”，两会成员高度交叉。原来两会变成一会，原来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如果这样，“一制三化”还有没有生命力？这些都值得思考。 讨 论 张 鸣： 是真的让农民自治吗？我对村民自治一向评价不高，它是为了让农民自治还是解决困境的一种方式？政府并不希望农村存在任何非党的因素，什么NCO、家族制都不应该存在。现在对于农民只有一条路，就是“自治”。在农村，村自治组织与村党组织的矛盾不能解决，和上一级组织的矛盾就更得不到解决。
卢晖临：
利益和集体行动之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介入。不是有了利益，就自动会生成集体行动。利益关联和集体行动是有关系的。但我对报告中提到的界定有所异议。从字面意义来看，“社会关联”这个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团结模式，类似于一种提供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而非报告中界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假如对“社会关联’’做这种常识性的理解，那么它是利益导致集体行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刘一皋：
所谓“一肩挑”或两票制选举，一般存在三种情况：党支部书记当选村委会主任，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党员当选，推举他当书记，此种情况已较为常见；非党员人选，赶紧发展他人党并进入支部。至于第四种情况，就是非党员当选，他既不入党又要和党组织对着干。据北京市的研究，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研究者给出的理由是：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大家愿意入党。如果说这些都是制度创新，它的创新点究竟在哪里？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这两年社会学研究村民自治的文献特别多。我从学理上认为在传统农村社会搞“选举”是没有意义的。非传统农村社会，“选举”只停留在村一级没有意义。现在的选举制度已经在全国展开，我本人是持鼓吹和支持态度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其中两个问题。其一，很多制度创新需要很高的交易成本。其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如何真正获得实现。
刘培锋：
我老家的村子里干部一直是轮流当的。大家都不愿意去当，需要书记去挨门说服。第一点，我认为农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与利益分化的程度关联性很高。分化高的地区，农民的当选有利于他瓜分公共资源。第二点，我认为农民的组织化较低是产生“操纵”的根本原因。西方的“议会”就是利益集团相争的场所。第
三点，在选举中我们应该清楚农民选举代表是想选举什么样的人，政府希望选举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和地域发展、农民心理等因素相关。
仝志辉：
目前的村民自治研究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强调程序民主，一个是强调治理绩效。有很多人提出“要相信农民”，但是在有些地区农民对选举没有认同。他们认为选举反而更加导致混乱。从社会层面讲，选举需要社会基础。但是政策、监督、管理跟不上才是导致选举出现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然而人们把负面的原因归咎于村民选举，认为村民选举把农村搞乱了。
另外，我们光提农民可以搞民主是不够的。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民主的效应是不同的。我们应该针对不同的村庄，不同的结构来进行探讨。
张 鸣：
选举的绩效如何，要看监督的情况怎么样。农村监督，缺失的是“话语”。传统农村社会有说话的方式，也有说话的人。现在的农村没有给“话语”权，也没有说话的人。制度推行时也没有建立这些因素，因此推行民主遇到了障碍。
肖自强：
刚才张鸣老师说有人不愿意村民自治，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其实我们可以搞另一个一厢情愿：让他们的“不让我们自治”也变成一厢情愿。有人把这叫做假戏真唱。
说到制度创新，我不认为“一制三化”是一种制度创新。在农村里生活过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做法。过去是村支委领导下的村民委员会制，现在是村支委主导下的“联席会议制”。在“制度创新”、“理论创新”与“统一认识”的话语格局中，我们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制度创新”，这就是一种。
下面我想讨论一下乡村民主问题。农民村务财务公开问题，是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论著经常提到的。我想，假如根本没有什么公共财务，什么公共事务，我们公开什么呀？我曾读到一个关于村民选举的调查，讲到村里的有钱人拿钱修村里的公路，拒绝村委会和村支委的干部参与进来。我当时想：这才是村务，才是村里的公共事务。现在所谓的村委会的公共事务大多是上头的行政任务，而真正的公共事务反而没人关注。村民自治就是处理村里的公共事务，绝对不能把行政任务纳入进来。不过我现在已经不认为修公路是村务了，是村委会负责的公共事务了，因为在工业产品绝对决定价格总体水平的时代，村里已经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了。这需要国家来完成。我是主张村务最小化。
村民自治应该是前提。既然是自治，村民就可以自行选择治理方式，他们可以选择选举方式，也可以选择各顾各，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公共事务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选择非强迫性的宗族方式。
刚才说到两委矛盾的问题。现代冲突是现代社会很正常的一种状态。中国共产党说党要管党，村支书把基层党员管好就行了。如果普通党员当了村长，村支书可以在党支部内部管党员村长。在具体村务决策上，党员村长可以服从村支委的决定，也可以根据自己对民意的了解做出自己认为能够令村民满意的决策。如果两个决定不一致，选择难题就交给党员村长。他选择前者，结果令村民不满意，下次村民可以把他选下来；他选择后者，村支委可以给他党内处分。非党员选上村长，村支委可以调整自己在村里的形象，耐心等待下一次，努力让自己的村支委成员根据合法程序而被选上。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还得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而村民选举就能显出一定的真章来。因此在制度上，这里没有冲突；从合法性上也没冲突。选择难题在村长的抉择上，这恰恰是民主选举的要义。我们不需要像对待洪水猛兽一样对待两委矛盾。
农村冲突与农民抗争
主题发官
赵树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这个发言稿子是我们在十个省做了二十个个案研究调查后写的一些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虽然把我的发言归类在冲突问题中，但实际上我更关注的是基层组织，乡村权力组织和乡村公共组织等进行了什么样的决赛，试图描述一下组织的变化过程。
第一点，九十年代以来，这些组织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据我观察有两个主要变化。第一，他们发展经济的方式改变了。过去乡镇长直接办企业，乡、镇长就职企业的厂长或董事长。近几年这种情况少了，他们的角色演变成招商引资、创造环境。第二，他们对于民主选举的运用方式改变了。有些干部认为农民素质不高，理解不了民主。但是有些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自觉运用民主，因为农民闹腾得不行，他们必须用民主解决问题。从客观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
第二点，我们还观察了那些没有改变的东西。没有变动的是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组织机构的基本机制。他们依然依靠行政命令、行政控制、群众运动来做事情。招商引资有指标，教育也有指标，就连三个代表学习都是从上到下依靠指标完成。这套运行方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就运用惯了，以至于乡村已经市场化，而管理手段和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没有什么太多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