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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
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木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
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关于高岗事件
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就比较王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回来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刘英插话：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指刘英）大概不知道吧。（刘英答：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插话：就是。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从国外回来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他出了问题呢。）
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对他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刘英插话：意思就是把他架空了），这是对他有意见的。后来这个问题慢慢就搞得复杂了。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高岗不是提出中国的列宁问题解决了，斯大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当斯大林。毛主席那时都知道他这些活动。
所以毛主席不就试着瞧嘛，就试试他那个“中央轮流当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高岗事件已经要发生了，这时毛主席要到杭州去，走之前在怀仁堂开了个会，就提出“轮流做庄”问题，结果没有人赞成，都不赞成这个东西。所以开完会之后毛主席就上车了，是我陪他到杭州去的。
那个会开完以后，高岗就找到陈云，说你为什么反对“轮流做庄”？你应该赞成呵。陈云就说，这个不行嘛！你看哪一个够呵？高岗就说，你一个，我一个。陈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报告了主席。所以这时主席就非常注意这个，这你是夺他的权么！高岗对小平也讲了。小平那时就说，咳！都挂了像的嘛！你在这些像里头找么，其他人都不够资格。那时不是有几大书记么，毛刘周朱，你看只有在这里头找么。所以以后高岗就不敢找小平了。小平就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就跟毛主席说了。所以毛主席看中了小平同志政治上厉害。
庐山会议
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他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不是写了个“纪要”么，那时乔木还没有去，由我牵头找了几个书记先写了一段。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这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
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去看了。毛主席一听这个会上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后来突然一下又来了一个军事俱乐部。这事当初坏就坏在罗瑞卿上，李锐、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在一起从一个什么地方走出来，本来没有事，却碰上了罗瑞卿，他们就有些紧张，赶紧拐了个弯，其实何必那么紧张呢。罗瑞卿这个人是搞保卫工作的，警惕性高得很，马上就去报告了毛主席，这就成了军事俱乐部。至于张闻天、彭德怀他们和聂老总住的是一个大院子，靠得很近，吃饭好像还在一个食堂。当然彭德怀要写信给毛主席这个意思张闻天是知道的，张闻天在华东组讲话他也同彭德怀说过，彭德怀是支持他的。可是你想想看几个政治局委员为什么不可以交换意见？你过去不是也说过可以交换，而且彼此要做工作么。如果政治局委员都统统不敢讲话，那怎么能行呢？
我那时不是在办公厅么，从毛主席那次讲话以后，那些小组的发言都统统提出要求收回。闻天那个发言记录还是我给他送去的。后来闻天自己打个电话给我，他因为看到形势不对，要求把它收回。我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你是政治局委员（笔者按：八大后张闻天已是候补政治局委员），我问问少奇同志吧。少奇说，就把它收回吧，算了，不要印了。少奇同志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套比较正确的思想，以后就不敢讲了。少奇同志也是怕这个事情。他去找乔木讲过，他要乔木去跟主席讲。乔木说这个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你，你要讲，你去讲，我不能讲。
后来写决议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商量，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个“反党集团”呵，你乔木也是在呵。后来乔木说是毛主席要他写“反党集团”，特别是有个“军事俱乐部”问题出来后，这个就非“反党集团”不行了。所以乔木也是非常违心地写那个东西。事实上乔木基本是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是如何如何。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他那时不是经常跑国际书店买书么。他那时确实是坐下来搞研究。从那以后他就是～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情况
我们这个党后来“文化大革命”留有很多问题我现在也想不通，明明是毛主席讲过的话，他可以重新变过。比如瞿秋白的那个《多余的话》，毛主席看了，也亲自跟我讲过，说秋白这个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