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统制价格过渡到自由价格，为什么在过渡时期总要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呢？这是因为，在统制价格时期，潜伏着大量的隐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一般不表现为价格上涨。一旦价格放开，这些隐性通货膨胀就要释放出来，价格就大幅度上涨。
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稳妥的，当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价格。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包括，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1988年初，我采访冶金部得知，全国33家重点钢铁企业中，从1984年到1987年，依靠自销计划外钢材自筹的资金达124。6亿元，用于扩大再生产。过去，全民炼钢，闹得人仰马翻，十几年才增产1000多万吨钢。而那几年，国家没花多少钱，不声不响地增长了1000多万吨钢。双轨价网开一面，使不能纳入计划的乡镇企业能够用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到原材料。这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条件之一。
“双轨”实际是“双规”，同一商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贸易规则。如果马路上有两种交通规则同时起作用，一定会出现混乱。尽管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说过“双轨制是平稳过渡的桥梁”，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实行的双轨价格是由统制价格转向市场价格的“天才的解决办法。”但是，双轨价格的确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成了难以忍受的肮脏泥淖。
在双轨价格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厂家，总会千方百计地少生产价格较低的计划内产品，多生产价格较高的计划外产品，还要想尽办法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此，一些计划合同不能兑现；作为用户，就千方百计地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套购计划内的商品。这样，市场价格冲击了国家计划，常常使计划落空；计划价格的存在，又阻碍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双轨价格之间摩擦和撞击的结果是，两种价格都在起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计划失控了，市场机制也不灵了，到1988年，出现了经济秩序大混乱。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 一些掌握计划内原材料分配权的人，只要批一个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你再转手按市场价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大笔的钱。条子，一字千金。双轨之间的价差越大，条子就越值钱，能批条子的人的身价就越高。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职业，人称“倒爷”，就是把计划价格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当然，能干这种买卖的都是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群众称之为“官倒”。对“官倒”，群众深恶痛绝。在天津一家旅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倒爷”将手中的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这张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暴利。这批钢材的价格由每吨700元加到1600元。
在双轨价格条件下，权力和市场的恶性结合成了罪恶的渊薮，成了当时腐败现象的物质基础。加上高干子弟加入了“倒爷”的行列，一时民怨沸腾，要求改变双轨价格的呼声很高。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
198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3月25日到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总理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到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最高层最终还是下定了1988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从4月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了。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4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直辖市每个职工补贴10元，其它城市补贴少一些。
这种以给居民价格补贴来放开价格的作法，缓解了这几种食品价格购销倒挂的矛盾，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供应。当时政府曾设想，逐步形成工资补贴和主要食品价格变动挂钩的办法。后来由于消费基金来源多元化，国家无法控制，如果采用工资和价格挂钩的办法，就会形成工资和价格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所以停止了这种办法。
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在7月28日全国统一执行。由于这类商品不影响普通群众的生活，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放开以后，茅台酒的零售价由20多元一下子涨到290元。中华烟也由每包一两块钱涨到12元。这么大的涨价幅度，给群众造成了物价将要大幅度上涨的心理预期。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瓶茅台酒！群众开始产生恐慌。
在这一年，国家又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了调整，提高了粮食合同定购的价格。棉花收购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调。还提高了部分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如煤、原油、电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5月份以后，彩色电视机的价格也实行浮动。18英寸彩电由每台1330元上浮到1900元。由于彩电供不应求，实际价格比这还要高出很多。
从社会上看，物价上涨势头已经给群众造成了心理预期；从经济本身看，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作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
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女士扛回了10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一个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谩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的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储户推倒。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七、八、九三个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300亿。
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4000亿元。仅仅动用了300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
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治理整顿：使经济萧条。也为“并轨”创造了条件
改革期间的通货膨胀和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关系的。当时称之为“经济过热”。经济过热是靠增加投资来支撑的。增加投资又是靠银行贷款。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一旦经济过热，就要收缩。
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200％。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客观形势要求紧缩。
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这次治理整顿实际上是一次经济收缩，通过经济收缩来抑制通货膨胀。1988年压缩的结果，工业总产值还是比上一年增长了20。7％，物价指数全年平均高达18。5％，因此，中央又加强了治理整顿的力度。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方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管住货币发行，控制信贷总规模；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控制居民收入过快增长，抑制过旺的消费需求。
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抑制。全国零售物价指数，1989年为17。8％，1990年为2。1％，1991年为2。9％。为抑制通货膨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GDP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1991年回升到9。2％。
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利用市场疲软的机会，着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从1989年9月到1991年，调整了客运、盐和盐化工产品、棉花收购价、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价格，调价总额达500多亿元。1990年是几年来调价额度最大的一年（前几年每年调价200多亿元），也是物价涨幅最小的一年。治理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