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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按：后面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略）在你未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关于翻译的通信》回信1931．12．28，《鲁迅全集》第4卷，第379…386页）半年后，鲁迅将这两封信以《关于翻译的通信》为题，收入《二心集》，公诸于世。依我看，正是这两封信奠定了鲁瞿友谊的基础。
虚怀若谷，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这就是鲁迅，真正的鲁迅。
1932年春，鲁瞿第一次见面。9月1日鲁迅夫妇第一次访问瞿秋白；14日瞿秋白夫妇回访鲁迅。从1932年11月到离开上海去瑞金前，瞿秋白曾经四次到鲁迅家避难。鲁迅亲笔书一副古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瞿秋白，瞿秋白则为《鲁迅杂感选集》写了序言。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非常看重瞿秋白的论文，“闲谈中有好几次微笑着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对瞿秋白的杂文，鲁迅的评价是：“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也指出它“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等等的意见。”（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左联’时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瞿秋白罹难后，《鲁迅书信集》中有十多封提及此事。摘录几段：
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
喻。（《致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2页）
《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译好，有些形容辞
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文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
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致
萧军》，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9页）
从去年冬起，数人集资为它兄印译著，第一本约三十万字（皆论文），由
我任编校，拟于三月初排完，故也颇忙。此本如发卖顺利，则印第二本，算是
完毕。（《致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3页）
从这几封信函中可以看出：事出之后，鲁迅营救不得，忧心忡忡。“人给你杀掉了，但作品是杀不掉的”。鲁迅决定以出版译著的方式表达对杀人者的反击和对烈士的纪念。他熬病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编印出版了这部《海上述林》，“托内山先生寄到日本印成”。鲁迅先生不仅亲编亲校，设计封面、装帧、题签，而且连广告也亲拟。全书670余页，玻璃板插图9幅，佳纸精装，皮脊麻布面，金顶，当时国内的出版界还出不了这样高档的书籍。鲁迅说：“这一本书，中国书没有像这样的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氏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引自《十年携手共艰危》，第12…13页）
人谁无朋友？谁人能找到鲁迅这样的朋友？瞿秋白能交上鲁迅这样的朋友，何幸如之。
忆路遥
陈幼民
近日看电视，有一个观众互动节目，题目是“影响我的一本书”，观众短信踊跃，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路遥去世已经十几年了，而他的作品还被这么多的人记着，真是应了那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勾起了我对路遥的回忆。
我不是文学圈里的人，和路遥只是普通的朋友，既没有能力评价他的著作，更没有资格以说他来表明自己的什么，我只是一个在远处默默注视他的人。
但我和他的相识，几乎贯穿了彼此前半生变化最大的年代。这些年代，对任何一个过来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和他从陕北同路走来，在每一个路口，都能看到他的突出成就，虽然我并不了解这行程中的细节，但总会感觉到他匆匆的脚步。
当我还在陕北当知青的时候，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小小的诗集，延川县编的，名叫《延安山花》。里面的诗要以现在的眼光看，激情而幼稚，饱含着时代的印迹，但它让我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路遥。
后来我考上西安美术学院，认识了同学邢仪，她是从延川县来的北京知青。聊天时，我提到了那本诗集，提到了路遥。不料她说，路遥，我很熟。
寒假回京，到邢仪家去串门，一进屋，见桌边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脸庞黑瘦，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我以为是她们家从农村来的亲戚，便没在意。邢仪从厨房端茶出来，见我们僵着，便说，你不是想认识路遥吗，他就是。
于是热烈握手，我说了些向往已久的话。路遥很客气，但表情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既没有因为我先前的失礼而见外，也没有因为我后来的恭维而高兴。当时好像谈了一会儿诗，或者还有别的，反正是认识了。
第二次相见，是在延河边上，我跑到延安去写生，意外遇上的。我知道了他已经考上延安大学，由于双方都有事，匆匆寒暄了几句，便分了手。可我注意到了他的变化，面色依旧，但胖了许多，好像还高了一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长风衣，没系扣，风吹着飘起来，有了一些潇洒的感觉。
后来，延川的知青丁爱笛结婚，对象海娥是村上的女子。我跑去凑热闹，又见到了路遥，还有他的夫人——北京知青林达。那一次因为是办喜事，还可能是到了他的地面上，要尽地主之谊，路遥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兴致颇高，谈笑风生，麻利地指派别人干这干那，自告奋勇的写对联，虽然我对他的毛笔字不敢恭维，但也知趣地不扫他的兴。这是我见到路遥最高兴的一次。
路遥毕业后调到了西安，专职写作，我陆续见到他发表的小说，直至他写出著名的《人生》。路遥声名鹊起，一时成为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回北京，广播里播放小说《人生》，喧闹的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一段完了，旅客们还不尽兴，有看过小说的，向别人介绍情节的发展，更多的，是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进行讨论。我坐在边上，看到路遥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反响，心里很为他高兴。
没有看过他的《平凡的世界》，所以在我心中，《人生》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我知道，不应该把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作者等同起来，但可能是认识作者的缘故，在我的脑海中，路遥和高家林的形象，却始终是重叠着的。
《人生》不是爱情小说，选择巧珍还是黄亚萍，也早已超出了爱情的范畴。但爱情依旧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听说，路遥凭着自己的才干，曾赢得了一位女知青的芳心。但她的家长，不同意这家庭地位悬殊的恋爱，使她动摇了。要好的一群同学，也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她们说，如果你不好拒绝，那就由我们来办吧。于是，路遥就接到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叫他不要想吃“天鹅肉”，生生地拆散了他们。如果说，城市与农村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在户口、上学、工作等方面，已经让高加林们体味到了人生的残酷，那么在爱情上，则会遭遇到更加的心痛。这次经历，极大地伤害了路遥的自尊，他发誓一定要娶个北京知青做婆姨，而且，他也真的做到了。
路遥的发誓，不管还有多少爱情的成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困惑和矛盾。我不知道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巧珍存在，但在路遥心中，“巧珍”可能一直在折磨着他。
我曾把路遥请到美院，让他给学生们讲《人生》的创作经历。当时的讲课费很少，我只记得给他买了一盒两块钱的好烟。
他讲起了对巧珍们的感情：那是十几岁孩子之间的，朦胧的，说不清道不明可又实实在在的情感。当山上的杏子还是青青的，你就会把它摘下来，放在裤兜里，握得满是汗渍，满山遍野地寻找那个女孩子，把那个青杏在裤子上蹭干净了，双手捧给她，看着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女孩子不说话，眼神里透着欣喜……
他忘情地描述着，我可以体会得到，什么才是埋藏在作家心底最珍贵的东西，那是在他远远走来的地方，一个不为人知的精神家园。这里有温暖他的第一缕阳光，有吹透到他血脉里的山风，还有一个啃着青杏的女孩。而悲剧在于，这最珍贵的东西，却与高加林们极力摆脱的环境，纠缠在一起，挣脱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永远也找不回来。
他讲到写巧珍出嫁时，心里异常难受，以至泪水打湿了稿纸，几乎不能继续。送走了巧珍，他将笔扔出窗外，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又去窗外寻回了笔，接着往下写。
他强调在写作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柳青，于是有人提问，《创业史》中的改霞和《人生》中的巧珍，在形象塑造上，有什么可比较之处。路遥说，改霞是改霞，巧珍是巧珍，她们之间没有关系。说罢，面有愠色。
我于是有点恐慌，生怕闹出些不愉快，好在众多崇拜者的热情，迅速淹没了这一小小的插曲。
我后来调回北京，在工人出版社做编辑，出版社的老总南云瑞、文学编辑部主任雷抒雁都是陕西人，再加上我这半个“老陕”，使出版社笼罩了一层浓浓的“陕西情结”。这个阶段，与陕西作家们接触颇多，我曾数次陪南总去西安组稿，和作家们一起吃羊肉泡馍，当然，路遥也在座。这时的相交，多了些场面上的客套，少了些私人的色彩。
我注意到陕西的有些作家，虽然作品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可他们本人，却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也许是在农村养成的节俭习惯，也许是写作在当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反正他们两根黄瓜一个馍，再夹上点辣子就算一顿饭的事，是常有的。他们的写作，像农民种地一样的诚实，一样的辛苦。他们的许多作品，厚实得有如乾陵上的石碑，然其代价，是熬干了心血，交换了生命。你看他们的样子，不是疾病缠身，就是骨瘦如柴，
最后一次见到路遥，还是在延安。那是1990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呆得憋闷，就跑到延安去散心。正值放假，偌大的延安宾馆里空空荡荡。突然听说路遥也住在这里，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忙跑去见他。
路遥一个人住在间大房子里，虽然天还没黑，可窗户上挂着的厚紫绒的帘布，把屋里变得昏暗暗的，床头灯黄黄地照着，被子乱堆在床上。他邋遢地穿着一身睡衣，动作迟缓。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神情疲惫，甚至带有一丝沮丧。意外的相逢，使两个人都很高兴，他向我了解北京的事，谈到了完成不久的《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