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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庆幸的是，等到我们着手编发书稿的时候，上面已经决定不以“红皮本”为工作的基础了，另外准备了一种打印本作为工作底本。“题解”这一项取消了，注释也增加了一些具体的材料，减少了一些评论性的字句，工人理论组的贡献保留下来的不多了，大体上也就是后来读者在1981年版中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吧。
我是担任第六卷的责任编辑。琼芝担任的是第七卷的责任编辑，包括《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这两个集子。那时每一卷有一个定稿小组，几卷同时分头进行。我不了解第七卷定稿小组的工作情况，但是从最后的成品来看，恐怕谁都承认，比起第一个注释本（1956年至1958年出的十卷本）来，在注释方面以第七卷的进步最大。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十二篇，十卷本只作了十二条注，分别注明本篇见于某月某日出版的《奔流》某期，十二条注文共占篇幅一面，涉及文章内容的实质性注释是一条也没有。而1981年版的十六卷本呢，本篇作注174条，注文共约一万七千字，约占篇幅十八面。当然，这一进步首先是定稿小组的功劳，出版社准备的工作底本有一个较好的基础。其中也少不了担任责任编辑的琼芝的—份劳绩，至少，她的工作量就比前面的那一位大得多了嘛。
第七卷按预定计划发稿之后，王仰晨兄又给琼芝追加了一项任务，请她编《全集》的索引，即第十六卷。现在有电脑检索，做索引是很容易了。那时可没有用电脑。琼芝先要将资料抄在卡片上，再一张张来编排。这件工作必须在前面十五卷最后付印的清校出齐了之后才能开始做，却又必须和前面的十五卷一起开印，一起出书，时间是很紧的。琼芝以她过人的细心和责任心完成了这一工作。这索引至今我还常常在用，给我便利不少。在多年的使用中，我只遇到了它的一处错误。
这部十六卷本的《全集》，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夕出版了，在学术界颇获好评，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我们参加过这一工作的人都很高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渐渐感到这个版本还有所不足了。在1981年之后，陆续出现了鲁迅的一些佚文佚信，出现了一些相关史料，更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新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认为编印一部新的《鲁迅全集》的条件已经成熟，完全可以出一部比 1981年版收文更完备，校勘更谨严，注释更精当的新版本了。琼芝和我，也都是这个看法。因此，我们也应邀参加浙江编印《鲁迅全集》的活动了。出版管理部门没有批准这个选题，于是缩小范围，改出《新版鲁迅杂文集》。
琼芝为浙江版《新版鲁迅杂文集》做的是《三闲集》和《二心集》这两本。她做得很用心。在校勘和注释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比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更好的成绩。像注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提到的藏原惟人的时候，她是写信给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横崛豁教授（她的大学同学），才查问到其生卒年的。举此一例，也可见她的认真了。
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决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着手出版修订新版《鲁迅全集》，并成立了以石宗源署长为主任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和以聂震宁社长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琼芝和我都被安排为编委，出席了2001年6月在八大处宣传干部培训中心开的第一次大会。分配具体任务的时候，我还是承担了第六卷的校注工作。曾经希望琼芝也分担一些工作，但是这时她已经发现癌症，正在治疗，因此就算了。她对我说，她给浙江做的那两本花了不少心血，其中有些成果是新版《全集》应该采用的。当她收到浙江寄来的样书之后，即提出赠送一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参考。具体主持新版《全集》编注工作的李文兵兄也想早点看到浙江出的这本书，有一天打电话给她，说要去取这书，她正好要出门去医院，当即约定，她把书带到医院去，由我陪着社里的侯群雄兄去医院找她，把书取来。
我不知道即将出版的新版《全集》中究竟采用了多少琼芝的校注成果，这要等书出了之后才能看到。有几条我想必会完全采用的。例如《三闲集》有广篇《皇汉医学》，从最初的单行本起，一直到后来的历次《全集》，标题都是用的双引号，琼芝将它改为书名号。这是篇书评，这里当然以用书名号为是。文中提到“合信氏医书”，各版《全集》对此均未加注释，琼芝注道：
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今译为本杰明·霍布森，英国
伦敦会传教医师，一八三九年来华，先后在澳门、香港、上海等地行医。曾撰
写关于解剖、内外科和接生方面的书籍多种。
正文在这里接着还有一句按语“（案：益指《全体新论》等五种）”，以前的各版《全集》都没有“等五种”三字，这三个字是琼芝根据鲁迅1929年10月22日致江绍原信中所说意见添上的。
《三闲集——书籍和财色》一文，十六卷本注张竞生和“第三种水”，是这样的：
张竞生 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不久即被封闭），宣传色情文化。“第三种水”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张在所编《性史》一书中曾论及“第三种水”。
琼芝的注文是这样：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宝，广东饶平人，哲学家、性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曾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开设西方哲学史、性心理学等课程。著有《美的人生观》、《记忆与意识》、《第三种水》等，编辑有《性史》第一辑，是我国提倡性教育和节制生育的先驱之一。“第三种水”是他首先使用的一个术语，指女性在性高潮中的分泌物。顺便说一句：1981年版应该是可以注出张竟生的生卒年的，可是没有注。
《二心集》里的《译本序》，中有一句：“这书所注的本子，是日本外村史郎的译本。在先已有林柏先生的翻译”（十六卷本第四卷第264页）。这以前的两种《全集》也都是这样印的。对于林柏其人和他的这个译本的情况都未作注释。琼芝据《二心集》的初版本将“林柏”改为？林柏修”，并加注：
林柏修应作林伯修（1889～1961），原名杜国库，又名杜守素，广东澄海人。哲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任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机关刊物《中国文化》主编。翻译有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史的一元论》，著有《先秦诸子思想》等。
这条新加的注文，不足之处是没有注明他的这个译本的版本情况。重病使她没有精力去查找这本书了。李文兵兄决心写好这条注释，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因此在注文里对于它的版本情况作出了确切的说明。而且发现：书上的译者署名就是“林柏”，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全集》改用林柏这个署名了。可见写出一条好的注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新版增加的这条注文，就是经过陈琼芝和李文兵两位的努力才完成的。
可以预料，即将出版的十八卷本《鲁迅全集》，比原有的各版都将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作为编委之一的陈琼芝虽说没有分担具体的工作，她还是以独特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两年前，当郭永玉博士把他的将近六十万字的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递交出来的时候，曾使所有参加评审的教授们吓了一大跳。由于是第一届博士后出站，大家还拿捏不准评审的标准，但无疑首先就为这篇出站报告的宏大规模和广阔视野所倾倒了。通常在人们印象中，心理学著作都是些非常实证和实用的科学例证，现代心理学一百多年来都在营造各种模型、设计各种实验和提供各种数据，即使是上个世纪使心理学面貌大为改观的精神分析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虽然为心理学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域，涉及了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哲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但仍然显示出浓厚的医学背景，同时在各相关学科中也限于为这些领域的专家提供一些实证材料和一些另类的参考思路，为社会学家和政府部门提供一些咨询。心理学变得“五花八门”了，它似乎无所不在，谁都不能漠视，但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至今还留给人们深深的困惑。按照我国官方颁布的学科分类规范，心理学被划归“自然科学”的范畴，把人心当作一种自然物来研究的确十分“唯物”，但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的提升和超越，心理学就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自己的王国，而只不过是在外围转悠。如何突破心理学的这种自我封闭状态？郭永玉博士的出站报告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这篇报告初看起来似乎与其他心理学著作在内容上没有什么两样，好像只是对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总体概况做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全景式的鸟瞰而已，但根据作者自己在“内容摘要”中所提出的宗旨，其理论意图是“以1990年代以来的文献为依据，以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基础，借助理论思维的方法，打通各理论派别间的界限，沟通各个研究专题间的关系，将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一种新的架构中，使人格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接近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标准。”在审读中，评委们发现该出站报告不仅材料相当丰富，专业水准一流，而且体系性很强，等于是把当代流行的几乎所有各种方法各异、互不相谋的心理学派按照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层次重新做了一种编排。显然，这种工作本身已经不是狭义的心理学研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心理学学”、甚至—种心理学哲学了。这对于使心理学从一门主要是实证的经验科学上升为一门系统科学是很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为此，评委们一致给予了该出站报告以“优秀”的评定。
两年以后的今天，郭永玉博士已经把他的出站报告修改和扩展成了目前这样一本七十余万字的大书，不仅材料更丰富，而且脉络更清晰。我们从本书的目录上就可以读到，书的内容除“引论”和“人格理论”概述外，分成五个部分：
1、人格心理学的逻辑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