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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蔡元培也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学生因运动而被抓，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理不管。最后，被抓的学生回来了，“五四”风潮停歇了，他却辞去校长职务，悄然离开了北京。原因是：学生为运动胜利而陶醉，不容易维持纪律了，学生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难以满足了，北京大学的管理成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担心的事情，也是他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一个理由。
校长们之所以能够让大学与外面不一样。不是这些校长天生具有一手遮天的英雄情结，而是因为，比校长更大的角色，也能认可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方面，大学校长刘文典和当时国家元首蒋介石的一段往事，最能说明问题。刘文典完全是放浪形骸的旧文人习气，可他学问大，资格老，北伐时期照样被请上安徽大学校长的位子。不知是他那“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风骨在作怪，还是他相信丘吉尔所说的：“大学校长拥有种种连首相也没有的权力。”就在他任校长期间，蒋介石到安徽视察，在与社会名流会面时，问他：“你就是刘文典吗？”没人会想到，他竟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也许，刘认为蒋直呼其名，对他这位大学校长太失礼了，蒋认为刘目无领袖，太不给自己面子了。这一下把蒋介石惹恼了，又经过几句评议冲撞，一怒之下，就把他抓了起来。后经蔡元培、吴稚晖等元老保释，才又放了出来。我想，蒋介石不过是想以此挽回面子，并不是真的要怎么样他。真要怎么样他，能保得出来吗？显然。蒋介石明白，处置一位大学校长，同处置一位官员不一样，对待校园内的人和事，与对待校园外的人和事也应该不一样。
后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一身油渍斑斑的破长衫，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依然放浪形骸，狂傲脾气不见收敛。在课堂上，他公开鄙薄沈从文，说什么：“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抗战胜利后，他因留恋云腿与云烟，未随联大回迁，去了云南大学，一九五七年未逃过右派一劫，这当然已是后话。
因为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老师教书也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在西南联大，教师在课堂上是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要他们去遵循，甚至于削足以适履。于是，自成一家的课堂气氛就出现了：陈寅恪夹着一包书进课堂，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数家珍地信口讲，一包书并不打开；雷海宗教学没底稿，上课连一个纸片也不带，可他记忆力惊人，学识渊博也惊人，一提起某个历史人物哪年生哪年死，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全都脱口而出；陈福田讲授西洋小说史，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讲起，似乎挺没章法，可也没人干涉；向达教的是印度史，两个学期下来，只讲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汤用彤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雷海宗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活、看家本领，不受羁绊，尽情发挥，真有点诸子百家的味道。
即便讲授在今天看来有些敏感的政治，教师们也没有忌讳，还是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决不违背良知与学理。
何先生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教政治学概论的老师周世逑，上第一节课时，首先解释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那么，什么叫政治呢？按照孙中山的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这也等于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周先生告诉大家，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证据是：“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种在课堂上公开拿革命导师的话当靶子，进行批驳，在当时算不得什么勇气，也没人会感到这是大逆不道。
另一个例子是，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张奚若先生，从当时的政治倾向上看，他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但他却把马克思著作当成一门学术来研究，在给学生开出的必读书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针对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他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大发感慨：“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而这也不犯禁，更不能证明他在替谁说话，立场有什么问题，有无政党背景。这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教师学生都明白，政治学和政治是两码事，学校里的学术与校门外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没人会把两者混淆成一个东西，蛮不讲理地给你上纲上线。
教师能在课堂上自由发挥，受益的自然是学生。学生从老师的自由发挥中，不仅能获得书本以外的知识，更能获得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陶冶。因此，那时的学生也与今天的学生不一样。
何先生顺手拈来几件小事，读来颇耐人寻味。
有一次，他看到物理系的两位大才子，杨振宁与黄昆在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说看了。黄又问，你以为如何？ 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一个物理系的在校学生，评价当代物理学界大宗师的文章，就像评价一位同行的文章，感到不好就直接说出来，一点不带仰视的成分，今天的物理系学生恐怕不仅做不到，也难以想像那时学生的胸怀竟是如此雄阔。杨振宁以后成为世界级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也可看出端倪。金岳霖的逻辑课，艰深难懂，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湖北同学，总是在课堂上同金先生辩论，动不动就是： “啊，金先生，您讲的是……”而其他同学没那个水平，只有旁听的份儿。理学院有位姓熊的同学，上周培源的力学课，每次下课就跟周先生站在院子里辩论，周先生说他根本就没有听懂，可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辩下去。引来很多同学驻足观看，都成了校园一景。还有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在一次考试中，用了一种新方法解题，老师认为他做错了，他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证明自己没有错，真是特立独行，戛戛独造，决不放弃独立的内心世界而随波逐流。
这些事，只可能发生在大学生身上，也只能出现在大学校园里。当然，这也都是自由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这些年，不断有人写文章，怀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怀念物质条件那么差的西南联大。人们怀念的是什么呢？怀念的是大学和外面不一样。对今天的大学来说，从办学条件上，从政府对学校的关心上，都是那时的大学所不能比的，但人们对今天的大学，总有那么多的不满意。不满意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满意在现今的大学和外面太一样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8期P52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作者：周涛
如果你的生活中周围没有伟大、高贵的人和有智慧的人怎么办？请不要变得麻木，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放弃向生活学习的机会。因为至少在你生活的周围还有树 ——特别是大树，他会教会你许多东西。一棵大树，那就是人的亲人和老师，而且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伟人、高贵和智慧。
树的生命比人的生命更长久，从“阅世”的意义上看，人是比不过树的。所以，你若是到十三陵，看到周围静立在那里的松柏，尤其是看到那种虎卧龙盘的老柏，会不由得生出某种敬畏和感激——有什么办法，帝王们全都死了，它们却依然活着，默默地、居高临下地看着人间的兴衰更迭、生死荣辱。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历史，它们就是帝王。
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哲学比一棵不朽的千年老树给人的启示和教益更多。同样是生命，树以静以不言而寿，它让自己根扎大地（根据地）并伸出枝叶去拥抱天空，尽得天地风云之气。相比之下，人愚蠢而又浅薄，人一生都在说话，声嘶力竭，奔走呼号，没有人肯静下来想一想，没有人想到向树学习点什么，在人的心目中，树是傻瓜。那么在树的心目中人是什么东西呢？不清楚。能够清楚的是，树的存在为人们贡献了自己的全部，从枝叶到花果根干，却也从未向人们索取过什么。许多家畜供人驱使食用，但同时也靠人喂养照料。树本来是用不着人养的，它在大自然中间活得好好的，姿态优美，出神入化。
等到大树被伐倒了，人们看到了它的心——年轮，一圈一圈，岁月的波纹荡漾，生命的记忆永存。这时候，略有悟性和良知的人就全明白了：树决不是麻木的，而恰恰是有灵有智的。它虽不语不行，心里面却比谁都清楚。它与山河大地、飞禽走兽、风云雨雪雷电雾的关系，比人更深入、更和谐。它是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大师。
它不靠捕杀谁、猎获谁而生存，但它活得最长久。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连草也不吃，连一只小虫子的肉也不吃，但它却能长得最高大、最粗壮、最漂亮。这才是奇迹呢，树不用吃饭。真正有生命活力的大树全都已经与天地风云融为一体了，它与山河共呼吸，取万物之精气，反过来又养育万物；得日月之灵华，结果又陪衬日月。若是说什么气功，树才是真懂气功的大师。要说什么“天人合一”，人类不过从树那儿学了一点皮毛。
我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墨玉县见到过一棵八百年的梧桐树王，那样干旱的沙漠边缘，它得有多么大的修行才能活过来呀？何况它不仅活着，而且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它像一个巨人一样健康地屹立着，襟怀博大，人和梯子在它脚下显得极其可笑。
它的王者风范不是靠什么前呼后拥的虚势造成的，它靠它的阅历、它的顽强生命力、它的光辉的生命形态，使人望之而生敬仰之心、爱慕之情，使人认识到伟大、高贵、智慧这些词语从人类头脑中产生时的本意。
我还见到过五百年高龄的无花果王，这件事我也在《和田行吟》一文中描述过。它占地数亩，落地的无花果使它周围散发着甜腻的腐败和幽深的清香，它的枝干如同无数巨蟒纠缠盘绕、四处爬伸。它达到了它这种植物的极致，造就成、编织成一座自己的宫殿。
一棵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但它要是都挺过去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它就会成为一棵大树。这样的大树会引起人们特殊的敬意。比如在哈密，就有一些幸存下来的百年老柳树。它们的形态确实不同凡响，一看就知道，是有特殊生命力和特殊经历的树。它们身上都有编号挂牌，就像勋章一样，代表着特殊的荣誉。这些柳树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公柳”——左宗棠平阿古柏后沿途栽下的柳树。可是当年“遍栽杨柳三千里”，能活到今天的，已经只有这些了。
你细细端详这些巨大的柳树，会从它们每一棵树的神态雄姿上，找到左宗棠的神韵，一派大人物风范。我当时就颇觉疑惑，心想，难道树也会遗传栽树人的风貌吗？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