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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明星真正渴望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可我们却让这种机会溜走了……
最近我看到哈里森·福特一手提着外卖食品袋子，一手领着一个笑嘻嘻的孩子走出了酒店。他不再是电影中的印第安纳琼斯，相反，他只不过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真实的人而已。
婚姻也已经告诉我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需要每天外出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玛丽亚后不久，我们乘坐飞机回到了西班牙看望她的家人。抵达塞维利亚后，我们决定像我们相识的第一年经常做的那样，到中央公园里去走走。这一次我们恰巧碰见了玛丽亚的几个朋友，他们马上就猜出了为什么玛丽亚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也很有名气了。”当玛利亚一次次举起手中的订婚戒指时开玩笑说。
我站在那里充满羡慕和自豪地看着我未来的妻子，忽然意识到，其实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明星：在单调而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隐藏着许许多多的闪光时刻。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4
瑞典：清官是怎样炼成的？
●丁 刚
今年9月，瑞典举行了四年一度的大选，社民党失利，由四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获胜并组成新政府。可没想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原因之一是两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多年前漏缴电视费的问题被媒体曝光。
电视费是个什么东西？根据瑞典法律规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200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这笔钱主要用于发展瑞典的文化事业。
瑞典人缴纳电视费基本上是靠自觉，因为这不像有线电视，交了费才能开通。在瑞典看电视，只要接上线就能收看，即便是你没缴电视费，也没有人会断了你的线路。笔者在瑞典学习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都有电视机，大多是捡来的，但个个都能看，当然，他们大多也不缴电视费。
不过，瑞典的普通家庭一般都会主动缴纳这笔钱的，因为电视机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家庭用品，如果不缴这笔钱，就会有偷税、漏税之嫌。记得我当时的房东诺迪鲁斯就有一台旧彩电，可他眼睛不好，常常是以收音机取代电视机。有一天，他告诉我，不看电视还要缴费，不合算，他打算把电视机捐给慈善机构。第二天，他停缴了电视费。可谁料到，停缴没几天，突然就有了重要节目，记得是东德与西德合并仪式的实况转播。
诺迪鲁斯是从匈牙利来的移民，这件事对他来说自然十分重要。那天下午，他后悔地直说：“这个季度的电视费真不该停缴。”我觉得他傻得有点儿可笑，便对他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接上线，就可以收看。今晚看了，明天不看不就完了。根本不可能那么巧，刚好就有人来检查。他听了这话，睁大了眼睛瞪着我，半天没说话，那样子就好像是我让他去干什么天大的坏事。那一晚，他硬是听了几个小时的收音机。
时间一长，我对诺迪鲁斯对法律充满敬畏感的处事方式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有一次，我和他坐小火车去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小城。小火车一般有两三节车厢，有一节为持月票者专用。门口挂着个红牌子“本节车厢没有检票员，为持月票乘客专用”。
通常，瑞典人都会自觉遵守规定。但那天因为时间紧，我和他没买票就先上了车，准备在车上补票。可没想到，一着急上了月票乘客专用车厢。诺迪鲁斯看到“月票专用”牌子，立即在我耳旁小声地说：“糟糕，糟糕，我们上错了车。”看他说话的神气，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到了下一站，他拉着我下车，飞快换到另外一节车厢，主动补了票。
诺迪鲁斯的不同还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还是一个能够主动维护法纪的公民。有一次，他和我去图书馆还书，忽然看到有辆汽车停在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上，可车上却下来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图书馆。诺迪鲁斯很生气，嘟囔着就走了过去。当他看到那辆车上并没有带“残疾人证明”，干脆就笔直地站在那儿不走了，那模样儿就像是在执勤的警察。
不大一会儿，小伙子跑了出来，诺迪鲁斯立即上前和他理论。他教育那小伙子说：“这是残疾人的停车位，你不应停在这里。”小伙子似乎是见惯了这号爱管闲事的人物，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赶紧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可诺迪鲁斯还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指着远去的汽车喊道：“这是要罚款的！”
也许，听我讲了诺迪鲁斯的几个段子，大家就会或多或少地理解，瑞典人为什么会死死揪住缴电视费这样的小问题大做文章。在一个视法纪为生命，而又少有特权的社会，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无法容忍任何人任何无视法规的举止的，当然，也无法信任有过这样“前科”的人来当他们的领导人。
瑞典新政府成员的丑闻被曝光后，也有一些人感到惋惜。他们认为，这两位大臣为了十几年前的错误而辞职，特别是其中一位还“才貌双全”，对瑞典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损失。但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却说了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主流民意：“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其操守必须成为楷模。甚至民众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正是像诺迪鲁斯这样自己严格守法且又爱多管闲事的公民“造就”了一尘不染的“清官”，使他们必须120％地检点。因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瑕疵，即便是陈年的老账，他们也不会放过，也要翻出来折腾一番。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2
人之老
●陈 村
阿城说：男人这锅汤，煲到五十岁算是煲好了。
那时他已五十，我尚未及格，不免狐疑。等我也五十，再次狐疑，觉得“煲好了”还是说早了。人的这锅汤，不要放鸡精，煲来煲去能煲出不同的滋味。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很不错，但将老只当作被人“老”（尊敬、赡养）不免有缺损。如果是某些动物倒也干脆，譬如螳螂吧，一交配完留下后代雄性当场就义，公蜂大抵也是这下场。人却不同，要父系母系一起抚育后代，照顾好私事，还对公共事务发言。人的受教育期那么漫长，活活把父母等老了。人一老，头白齿摇、皮肤打皱、动作慢了三拍。他们动辄提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之类格言为自己壮神，动辄回忆童年少年。年轻人一听见“老底子如何如何”心烦得很，宁可吃亏也要耍酷的。当商业也进入时，年轻更成了辉煌的卖点，人生被修理得只剩前头的二三十年。
老头老太见多识广，看看过去就知道现在，看看现在就明白将来，年轻人不那么狡猾，肯动一些没名堂的脑筋，肯费蛮力，新世界是他们创造的，正如新生命是他们创造的。年轻的毛病是被荷尔蒙迷了心窍，忙于垦荒播种，哪有时间来细辨天地人的种种蹊跷。当河流走到下游，才能浮起最大的舟船。人既老，除个别杰出分子，传宗接代的任务已经完成，心中安泰，可以无邪审美，可以审世界也审自己。历史渐渐呈现意义，来处和去处历历在目。到这时，人生才幽默，真正好玩起来。压迫儿孙的旧历已翻过去，梁祝的故事成了传说，老人一个比一个慈眉善目。我到处听到的是老人宁老不屈帮衬子女的故事，看到的是外婆大人一见外孙而载歌载舞并跟他藏猫猫的动人情景。更有老人旁若无人地做起学问，不问收获。成家立业是儿孙的事情了，被欲望折磨到要死要活是三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将人生的泡沫撇去，汤就清了。
人的大麻烦在于年轻时候自顾不暇，被功名利禄被色相纠缠得紧，急于打造一方天地，哪有闲心来敷衍老的小的？年轻时总觉得年轻是保鲜的，永恒的。还是说一说阿城，有次一年轻女子说话时带出“迭只老女人”，阿城立即将她打住，实在地说：你也要老的。近年“神童文化”的风气顿开，“七零后”刚摆显了几天，“八零后”抢班夺权，更有“九零后”已蹲在身后。比年轻，总有更年轻的，否则人类就要灭种。写到这里，我应该反省自己，当年我看那些四十岁以上的人，敬而远之，觉得他们已老无可老。我没去想老也有光泽与层次，有厚度。只要不夭折，人人都曾年轻，算不上特殊的资本。年轻到莫扎特，活35岁写出那么多的杰作是上帝的意思，年老到托尔斯泰，临死还想离家出走是人的意思。我读托翁最后一年的日记，感慨良多。要是他老人家也“中道崩殂”，这个世界多么多么不好玩啊！
以前看过一部日本的电影《山节考》，写某地的民俗，人老了就背上山，让他自然地冻饿而死。老人也觉得这是应该的，以宿命的态度对待。这电影获得过戛纳奖。儿子背着母亲，电影中将上山的一路拍得很长很长很长，让人痛心到麻木。在生存资源极度紧张的年代，只要传承后代，其他都可牺牲。这样的生活已不是人的生活。
我想，在上帝眼里，只要能有效传承后代，这个物种就是免检的。上帝的乐趣是让物种一代传一代，看看变出什么戏法。走出伊甸园的人不甘心当寻常的“动物”，他的进取与深入离繁殖稍远，创制了自己的规范和理念。人的文化，由各年龄段的人共同创造。没人能划出一道界限，把线外的人一律忽略，称作废墟。
年轻时怕老。后来想，有一个老在等自己，实在很幸运。呵呵，你可童言无忌，我可为老不尊。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42
情人的味道
●胡 焰
仰光的七月虽是雨季，但那白花花的太阳依旧晒得让人足以迷路。从酒店出发，据说走十五分钟就能到当地最大的农集，我走了半个小时却还没看到。向路人打听，无奈他们听不懂中文，也听不懂英语。正焦急间，忽然有人温文尔雅地对我说：“我可以带你去。”天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帅哥来解救我啦！
一路上与老人攀谈，得知他是厦门人，原先在民国中央银行工作，后被派到缅甸来常驻，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回国，等到能回国的时候，却觉得回去与否都无妨了。
老人自告奋勇待我逛集市，说他自己虽不常来，但用缅甸语帮我还价还是没问题的。忽然一阵清香飘来，我们扭头看见一个绿、白两色的小摊子，是卖茉莉花环和香水的。香水装在浅绿色玻璃瓶子里，塞木塞，瓶颈上还系着各色的丝带。拔开塞子，茉莉芳香四溢，闷热的空气随着香气清凉下来。
老人似乎比我还要兴奋，跟摊主热烈地交谈，半天才想起还有一个我在这里。老人告诉我，这是花农自制的土法香水，几十年来，他也第一次遇见。我好奇：“您喜欢香水？商场里不是有很多吗？”老人摇摇头：“你不懂，自制的好，味道纯，清淡……”见我还是不解，老人这才道出秘密：“我在厦门的时候有个好朋友，那时比你还小一点，会自制茉莉香水，就是这个味道